在香港,無論是資本雄厚的千萬富翁,還是白手起家的窮小子,只需出示身份證並繳納不到2000港元的註冊費,新公司最快6天后就可以開張；在香港,商人們無需為眼花繚亂的稅種煩勞,他們開公司賺來的錢,大部分都可以放進自己的腰包；在香港,不擅應酬也並無大礙,與政府官員交往過密反而有可能引來麻煩。香港連續十幾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這裡的政府在經濟方面干預很少,這裡的商業環境令世人羨慕。(6月24日《中國青年報》)

　　透過現象看本質,香港能有如此優良的商業環境,奧妙在於當地政府“積極不干預”的自我定位。新公司審批程序簡潔,因為繁複的行政審批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理念不符；企業稅負壓力輕,因為當地政府深知不應與民爭利；官員不敢與企業交往過密,因為香港有成熟的權力制約機制。用《經濟學人》雜誌的話説,這裡有一個放下架子鼓勵企業盡其所能賺錢的政府,這裡的官員“沒有花他人的錢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

　　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內地,見到的商業環境卻完全是另一幅圖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黑龍江省近期推出的《黑龍江省氣候資源探測與保護條例》。該條例規定,風能、太陽能等自然資源的開發,必須經過氣象部門的許可,而且探測出來的資源屬國家所有。這個打著“規範氣象資源利用”旗號的新規,在全社會引起廣泛爭議。很多人都看出了其中的“小算盤”——強調政府在氣象資源開發方面的行政審批權,製造尋租機會與企業爭利。

　　兩者對比,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政府形態,一個側重公共服務,一個側重行政管制。因為秉持前一種理念,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市場經濟哲學在香港隨處可見,政府以建立基本福利體系、推動教育均衡、推進公屋建設等工作為己任；而在內地,個別部門以“法”擴權或越權謀取利益的做法並不鮮見,政府越位、缺位、錯位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使得我們看上去是在朝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方向邁進,但實質上仍未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制經濟思維。

　　在一個健康有序的自由經濟體中,市場主體分散決策與公平競爭,才是優化資源配置主導力量。如果政府部門不能根據市場經濟的規律來調整自身定位,繼續用計劃經濟時代的那一套來處理政府、企業與個人的關係,以政府行政權力管制一切為中心,必然會破壞經濟活力,打擊企業的積極性,進而導致商業環境越來越惡劣。

　　歸根結底,內地要想具備香港那樣優良的商業環境,關鍵在於能否實現政府職能轉型。在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方面,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民間社會,已經有基本共識,那就是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政府要懂得權力的邊界,學會“放權”而不只是一味地伸手,以制定和完善市場規則為主要職責,打破行政性壟斷,才能創造有利於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商業環境,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