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無論是資本雄厚的千萬富翁，還是白手起家的窮小子，只需出示身份證並繳納不到2000港元的註冊費，新公司最快6天后就可以開張；在香港，商人們無需為眼花繚亂的稅種煩勞，他們開公司賺來的錢，大部分都可以放進自己的腰包；在香港，不擅應酬也並無大礙，與政府官員交往過密反而有可能引來麻煩。香港連續十幾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這裡的政府在經濟方面干預很少，這裡的商業環境令世人羨慕。(6月24日《中國青年報》)

　　透過現象看本質，香港能有如此優良的商業環境，奧妙在於當地政府“積極不干預”的自我定位。新公司審批程序簡潔，因為繁複的行政審批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理念不符；企業稅負壓力輕，因為當地政府深知不應與民爭利；官員不敢與企業交往過密，因為香港有成熟的權力制約機制。用《經濟學人》雜誌的話説，這裡有一個放下架子鼓勵企業盡其所能賺錢的政府，這裡的官員“沒有花他人的錢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

　　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內地，見到的商業環境卻完全是另一幅圖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黑龍江省近期推出的《黑龍江省氣候資源探測與保護條例》。該條例規定，風能、太陽能等自然資源的開發，必須經過氣象部門的許可，而且探測出來的資源屬國家所有。這個打著“規範氣象資源利用”旗號的新規，在全社會引起廣泛爭議。很多人都看出了其中的“小算盤”──強調政府在氣象資源開發方面的行政審批權，製造尋租機會與企業爭利。

　　兩者對比，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政府形態，一個側重公共服務，一個側重行政管制。因為秉持前一種理念，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市場經濟哲學在香港隨處可見，政府以建立基本福利體系、推動教育均衡、推進公屋建設等工作為己任；而在內地，個別部門以“法”擴權或越權謀取利益的做法並不鮮見，政府越位、缺位、錯位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使得我們看上去是在朝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方向邁進，但實質上仍未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制經濟思維。

　　在一個健康有序的自由經濟體中，市場主體分散決策與公平競爭，才是優化資源配置主導力量。如果政府部門不能根據市場經濟的規律來調整自身定位，繼續用計劃經濟時代的那一套來處理政府、企業與個人的關係，以政府行政權力管制一切為中心，必然會破壞經濟活力，打擊企業的積極性，進而導致商業環境越來越惡劣。

　　歸根結底，內地要想具備香港那樣優良的商業環境，關鍵在於能否實現政府職能轉型。在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方面，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民間社會，已經有基本共識，那就是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政府要懂得權力的邊界，學會“放權”而不只是一味地伸手，以制定和完善市場規則為主要職責，打破行政性壟斷，才能創造有利於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商業環境，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湯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