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株洲市城管執法支隊支隊長晏東方接到一條舉報司機亂扔垃圾的短信，發短信的人是株洲市副市長李異建。株洲市城管支隊負責人説，市民通過相機或手機取證，舉報亂扔亂吐每起可獲50元獎勵，希望更多市民舉報亂扔亂吐行為。(6月25日《瀟湘晨報》)

　　作為群眾舉報的發起者，以及城市環境治理的負責人，副市長以的舉報行動，可以作“率先垂范”的解讀。之前，他在會上曾表示“整治亂扔亂吐，要從身邊做起，從公務車輛做起”。通過舉報不文明行為，也算是“從身邊做起”的一種踐行，應當值得提倡和鼓勵。

　　不過，副市長當舉報者並沒有引來喝彩一片，反倒受到了“作秀”之類的質疑，這確實有些反常。不過，反常之下其實有著正常的理由。一則，時下的幹群關係以及彼此信任狀況，已經為這種結果埋下了伏筆。去年，法院審理了一起詐騙案。某男子自稱是北京一家裝飾公司的設計總監，先後通過談戀愛、許諾結婚等方式騙取某市女副市長286萬餘元。然而，從眾多網友的態度來看，女副市長被騙不但沒有博得同情，其情其狀與之極為相似。

　　二則，作秀過多已經讓人保持了高度懷疑。不可否認，株洲市副市長李異建的本意或許並不是出於“作秀”。但之前，大量的公職人員、領導幹部作秀太多，已經耗損了太多的政府公信，以及公職人員形象。當作秀已經成為官員身上的標簽之時，在沒有對情況有足夠的了解的情況下，公眾是不可能給予掌聲。因為過度的作秀，已經讓他們感到厭倦。

　　三則，出於對“長官意識”的人治擔憂。一是運動治理思維已經招至反感。“打運動戰”、“燒三把火”的工作工作方式，在政府行為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急風暴雨式的工作方法很有市場。副市長的“小題大做”，從某種角度上或有“犯顏之忌”，其究竟是對亂扔垃圾的行為反感，還是對“眼中有沙”不爽還很難説，但逃不了“司馬昭之心”的嫌疑。二是副市長舉報加劇了“人治”管理的擔憂。法理注重擺事實、講證據，追求“有圖有真相”。私人實證都難以採納，只言片語，或目之所及更不用説。常識上講，當事人若不主動承認自身行為，處罰自然就難以立足腳。群眾舉報作為處罰的依據，雖然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卻是對法定程序和行政責任的規避，背離法治精神。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之前已有先例。在今年3月，某司機隨手往窗外扔了一顆檳榔。這一不文明行為正巧被路過的湘潭市市長胡偉林看到了，胡偉林當即記下了車牌，要求有關部門調查，對違規司機進行教育和處罰。交警按指令歷時2天找到該司機，交由城管局罰款50元。“市長一怒為檳榔”不被理解的不理性中，卻有著某種理性的公眾解讀。假若相關部門對舉報，不是厚此薄彼，假若官員的表現，能夠做到始終如一，又何至於舉報無人喝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