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市新頒布的《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因對外來人口提出了高中學歷要求而廣受質疑。這項旨在為流動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提供法律保障的規定卻被指是一種“變相歧視”。圍繞條例産生的質疑和爭議再次將公眾引向已備受詬病的戶籍制度。（6月17日《工人日報》）

　　戶籍制度改革在一線大城市舉步維艱，因為城市資源的有限和外來人口的不斷增長和流動，很多宜居城市、中心城市的城市公共資源和服務能力在不斷的人口增長面前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因此，戶籍制度作為壁壘，在明確城鄉差異的同時，也在給所有的外來務工者融入城市生活設置了無形和有型的障礙，不斷提醒著這些候鳥般來去的打工者，這是一個只有本地城市居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城市福利的“家園”，對於外來務工人員來説，這永遠只是一個驛站。

　　也正是由於戶籍壁壘所造成的城鄉二元差異，很多地方二三線城市現在已經嘗試放開戶籍限制，對於大學畢業生和打工者在務工地工作超過幾年以上的人員可以加入本地戶籍，以真正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避免“同城不同命”的尷尬現實。但是，這也僅僅是限于地方的中小城市，且是外來人口並不是太多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大城市，戶口依然是一個人身份的“金字招牌”，擁有了戶口，就可以享受從孩子教育到城市居民福利等一系列的好處，尤其是事關很多家庭核心利益的孩子教育，更是讓城市戶口這塊金字招牌熱的發燙。在此情況下，杭州作為國內著名的“宜居”城市，提出這麼一項入籍的門檻，表面上看，新規似乎是為流動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其中還是隱含著一種“變相歧視”，杭州居，大不易，再一次在地方法律條例上被印證。

　　當然，地方政府在對待外來人口的態度上的兩難在當前社會管理創新探討的大前提下，可以理解，但是在具體的處理方法上則可以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一刀切式的學歷門檻限制似乎顯得過於粗暴，將很多為杭州市城市建設做出過貢獻甚至流汗流血的外來務工人員一下子擋在了大門之外，這對於底層服務行業以及勞動力密集産業的從業人員的心理衝擊是巨大的，更是對於一個城市的包容性增長和多元文化發展是不利的，而如何平衡外來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社會管理以及資源分配問題，似乎也不是一個城市的民生設計就能解決的問題，從根本的制度層面來説，改革戶籍制度，需要全國一盤棋，需要地區間的協同配合，需要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政策的銜接和得力，更需要戶籍制度本身要邁出實質性的改革步伐，不然只能是一個微觀區域內的試點，而不具有廣泛的社會效果。

　　外來務工人員對城市建設的貢獻自然不必説，城鎮化建設步伐加速或許能減輕大中城市的壓力，但最終我們要實現的是人的自由遷徙且權利在任何地區都能保證公平、公正，這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最終實現，不唯學歷，不唯貢獻大小，在公民身份待遇的天平上，公平永遠是第一位，保障權利需要戶籍制度的根本性改革，這是前提，也是基礎。（王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