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有些城市在管理思維上呈現“畫地為牢”的趨勢：比如，最近啟動試運營的北京市公共自行車服務系統，服務對象只限于北京戶口；杭州市新頒布的《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對外來人口提出了高中學歷要求。(綜合6月17日《工人日報》、《京華時報》)

　　開放的城市，除了要打破現實中看得見的高墻，更應該打破心理、文化、制度等隱性的墻。在城市治理者的眼中，樓可以有高低起落，路可以有寬窄，但公民的權利不該有貴賤。戶籍制度的存在，可以是屬地的約束，但不應有權利的囚禁。城市在公共服務上分本地外地，在城市準入門檻上以學歷對流動人口進行區分，這明顯是一種歧視行為。

　　多年來，很多城市的發展得益於外來人口製造的紅利，無論是宏觀上的城市GDP，還是微觀中的生活點滴。無論是高樓大廈的建造，還是豆漿油條的服務。如果沒有這些外來人口，城市發展恐怕很難有如此高的效率。不可否認，有些外來人口也充當著城市破壞者的角色，但如果管理者不審視自身的職能，因之否定整個外來人口群體，未免太失公平。

　　外來人口對城市的貢獻不可磨滅，但城市又反哺給這些建設者們什麼？高樓林立，竟然難以容下外來務工子女的一張書桌；交通網日趨完善，卻因為沒有本地戶口租不上一輛公共自行車；城市追求品味的腳步越來越快，卻容不下一個高中以下學歷的追夢者；城市的福利越來越好、生活越來越奢華，卻不能給為之奉獻的外來人口提供最起碼的社會保障……一些城市似乎習慣消受外來人口創造的一切，並認為理所當然，而忘記了最起碼的公平。

　　戶籍掣肘，不應成為城市逃避回饋責任的藉口，也不應成為城市感恩“新市民”的障礙。城市公共治理，是服務納稅人的，並不只是服務本地居民的。在這片土地上，對待創造價值的人，理應懷有平等的尊重和禮遇，豈能畫地為牢、罔顧社會公平。外地人不能租用公共自行車，明顯是對外來人口的不信任；高中學歷的門檻，亦是城市人的自負與傲慢。以管理便利和素質為名，拒絕為那些城市創造價值的“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顯然是封閉畸形的公共治理理念。

　　將公共治理的平庸和無能，歸罪于外來人口，城市管理者的心胸未免也太過狹小。如此，又怎能引領城市走向更高的層次。對外來人口的學歷素質設置門檻，實際上也是城市管理者對自己的管理能力不自信的表現。擁有更完善的管理，更週到的服務，低素質的外來人口才不會成為城市臉面上的“雀斑”。假如固守畫地為牢的理念管理城市，流動和創造之美難免會變成一潭絕望的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