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金蒼

　　現在，城市交通狀況更複雜，對城市時間週期的認識更豐富，對社會成本的把握也更科學，與時俱進地微調高考時間，應屬必然、必須之舉。

　　教室板報上的高考倒計時，又要再次歸零。6月7日，全國超過900萬學子將走進考場，迎接他們人生的一次大考。

　　每個考生背後都是一個家庭，保守算來，高考所涉人群，在北京超過20萬，全國將超過2000萬。而且，在今天的中國，教育仍是改變命運的重要手段，高考因而備受重視。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組織好這次關係無數人命運的考試，無疑需要投入巨大的社會成本。

　　考試期間的社會管理問題，正是考試組織成本的一部分。在北京，今年高考恰與上合組織北京峰會撞車，更增加了組織難度。北京有關部門表示，為了高考將上合組織峰會推遲半小時，市教委還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了應急預案。更多的地方，增加路面交警數量、實施噪音管控，整個社會嚴陣以待。這些社會成本，無疑都會記在高考賬單上。

　　因此，將高考時間進行微調，適當前移或後移，可説是多贏之舉。正如很多教育界人士建議的，將高考時間調整為六月第一個週末，就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高考成本。對於考生，可以避開工作日的高峰時段，更順利抵達考場；對於家長，可以避免為了伴考耽誤工作，也能為考生提供更好的照顧；對於學校，非考生不需要為高考讓路；對於社會，則可以把交通、噪音等管控的影響降到最低。

　　2003年，高考時間曾做過調整，從7月改到6月。一個重要原因是7月天氣炎熱，對考生備考、現場發揮、正常休息、交通出行都有一定影響。這是一次以人為本的調整。現在，城市交通狀況更複雜，對城市時間週期的認識更豐富，對社會成本的把握也更科學，與時俱進地微調高考時間，應屬必然、必須之舉。

　　在社會管理中，增加社會成本的舉動屢見不鮮。為了管好治安，在城鄉接合部搞封村管理；一些路口，人為增加紅綠燈造成擁堵；一些規章制度屬於拍腦袋決策，沒有可行性……這些，可能減少了管理者的麻煩，卻增加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是與高考一樣需要調整的社會政策。

　　中國有尊師重教傳統，全社會都對高考期間的種種管理手段，顯示出極高的寬容度。無論是接送考生的車輛優先，還是高考期間的噪音控制，甚至是考生家長的調休，都能得到極大理解和支持。但是，社會管理者不能把這樣的善意當做理所應當，而應儘量減少社會運行成本。這需要管理手段的精確化、管理方法的科學化，更需要管理理念的合理化、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