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溫州一位老闆因超生被徵收社會撫養費101萬元，首次突破百萬紀錄。之後，這個紀錄屢屢被刷新。近日，瑞安市塘下鎮有對陳姓夫婦，因非法生育第二胎，被瑞安市計生局罰了130萬元，創下了溫州徵收社會撫養費之最。（5月30日大洋網）

　　報道中説被罰者見到這麼大的數字當場傻眼了，一些公眾也覺得鉅額罰款不可思議，其實對此不必驚詫。筆者認為，這樣的處罰才彰顯了公平公正，嚴肅了計生國策，我們應給以掌聲。

　　按照計生政策，超生就要徵收社會撫養費，説白了其實就是超生罰款費。溫州的這位老闆被罰130萬，是按照《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執行的，沒有違規違法操作，有據可依的。

　　近年來，許多人躲避計劃生育超生嚴重，認為只要交得起罰款就儘管生，對此需要加大處罰。更有甚者，有錢人明目張膽地超生，有的還遠赴境外産子。這些現象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窮人交不起罰款不能超生，富人想生就生，按其收入比例加大處罰，能形成一定的威懾力。

　　筆者認為，公眾與其關注被罰130萬還不如去關注罰款的去向和使用途徑。由於計生部門對罰款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往往罰款的額度都比較偏高。前階段有媒體報道，我國每年有200億超生罰款去向成謎，這才是值得關注的焦點。有人對此提出了“社會撫養費撫養了誰的拷問”。

　　徵收社會撫養費的理由是什麼？國家計生委的官方解釋是：“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

　　考察社會撫養費的歷史演變，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罰款”，1994年改為“計劃外生育費”，個別省改為“社會撫養費”，這主要是政府認識到計劃生育是一種倡導性義務，對於超計劃生育不宜給予行政處罰。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文統一為社會撫養費。2001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社會撫養費明確地規定下來。稱謂之變其實改變不了罰款的實質。

　　既然社會撫養費是為了彌補被侵佔的社會“公共資源”，那麼這筆罰款就要實打實用到公共資源中去，讓被侵佔的公益受惠。事實上，在貌似公正的超生罰款過程中一是出現了彈性執法的不公，二是罰款各級“回扣”現象嚴重，有的甚至不開發票只是象徵性罰款，負責操作的領導個人得到好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的以集體名義私自處理超生罰款。這些都急需關注與澄清查證。

　　稿源：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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