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史寶月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843萬餘元，是轟動全國的“金華稅案”嫌犯。案發潛逃後，他偽造身份，在多家媒體任職，頻繁跳槽。2010年調任張家港市市委黨校副校長。他曾獲全國性獎項50多個，在潛逃期間資助了28個貧困學生。（《錢江晚報》 5月29日）

　　逃犯可能扮演什麼樣的社會角色？以“逃犯成為”為關鍵詞在網上搜索一下，便會發現，答案異常豐富、相當挑戰人的想像力。比如，逃犯可以成為“著名學者”，逃犯可以成為知名演員，逃犯可以成為寺院名主持，等等。現在，最新曝光的“逃犯變身黨校副校長”，顯然再次刷新了這一紀錄，大大拓展了逃犯變身的可能空間和邊界──逃犯不僅可以通過漂白身份躋身一般的社會行業，而且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森嚴的“體制內”，成為一名被組織部門認可的“領導幹部”。

　　從史寶月個人角度看，其13年處心積慮“認真”造假、漂白身份的各種努力，無疑相當成功，不僅長期瞞住了追逃的公安機關、曾經輾轉就職的許多媒體，而且也騙過賦予其身份、提拔重用他的一級組織部門。但反過來看，史寶月的成功，無疑映襯了後者的“不成功”。史寶月的全套身份，從身份證、戶口本，到學歷文憑、檔案，再從姓名到年齡，無一不假，我們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竟然硬是沒有察覺、一路放行了。

　　在特定的社會語境中，史寶月的成功造假、組織部門的深度被騙，也並非沒有可諒解之處。經濟領域的假食品、假藥品，教育科技領域的假學歷、假文憑、假論文、假職稱，文化領域的假創作（抄襲）、假唱、假文物，行政領域的假政績、假統計，等等。置身於這樣一種高頻率高滲透性的社會“假”境之下，即便是組織部門也有“防不勝防”的時候，並不讓人意外、費解。

　　拋開特殊的逃犯身份不論，單就履歷造假而言，史寶月的造假行為，實際上並不比許多其他並非逃犯的官員的類似行為，更為嚴重惡劣。比如，此前曾被稱為“除了性別什麼都是假”的共青團石家莊市委原副書記王亞麗，再如媒體最近曝光的“高中大學文憑都係偽造”的陜西府谷縣司法局副局長劉利榮，“11次篡改學歷年齡檔案”卻依然獲得升遷的山西河津市建設局局長薛新民。與這些人相比，“曾獲全國性獎項50多個”、在潛逃期間“資助了28個貧困學生”的史寶月，有人恐怕還要為他惋惜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