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姚鳳柏出現咳嗽、咽痛和胸悶症狀，黑龍江牡丹江第一人民醫院診斷其為左肺中心型肺癌，醫生建議做切肺手術。該院邀請北京醫生李康對其實施手術後死亡，而李康已離開醫院。事後檢查發現死者無癌細胞。有錄音顯示，就診醫院的醫生承認為李康索要萬元紅包。

　　對於這位患者而言，掏了“紅包”卻遭遇要命的手術，並死於子虛烏有的“癌細胞”切除，恐怕沒有比這更悲慘的事兒了。而如此情形，也極易讓人們聯想起當下的各種過度治療，醫療機構為了實現收費和獲益，原本沒必要的檢查與治療，卻紛紛被包裝上場。這臺要命的手術究竟是緣于治療的需要，還是出於利益訴求，也就難免令人懷疑。

　　不過，事後檢查發現死者無癌細胞，固然説明存在誤診，但假如僅憑事後檢查來判斷診療手段的合理性，的確也有“事後諸葛亮”之嫌。事實上，對於醫療診斷而言，本身其實有其不確定性。有資料顯示，醫生的診斷有三成是誤診：門診誤診率為50%；住院做過各種檢查後的誤診率為30%。即便在美國，誤診率也高達15%~40%。可見，在醫療診斷過程中，誤診很難完全避免，卻是個不爭的事實。

　　從患者出現咳嗽、咽痛和胸悶的症狀持續一個多月，拍X光片顯示肺部有陰影，被懷疑是腫瘤恐怕並不能説是有意誤診。不僅如此，手術與診斷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是醫療分工中的兩個行當，診斷團隊與手術團隊，儘管需要精誠合作，卻畢竟術業有專攻，從這個意義上説，無癌細胞只能説明診斷有誤，卻不能就此得出手術醫生明知患者無癌卻為了利益而昧著良心切除患者的好肺。

　　當然，這起醫療事故的確暴露出對於醫生兼職的監管盲區與由此而導致的醫療亂象。事實上，允許醫生多點執業，固然有著優化醫療人才配置的良好初衷。但是，既然事關健康與生命，醫生兼職的前提，其實必須以病人的利益為中心，因此也就需要有健全與完善的監管制度。

　　即便在醫生兼職合法的許多發達國家，也同樣有著嚴格的管理。在美國，醫院在聘請兼職醫師時，要經過醫師協會的批准，醫師協會會對該醫院的技術力量、醫療設備等方面進行相關調查，達到要求的才會獲准聘請兼職醫師。醫師協會則對兼職的醫生的資格設定一個標準，建立兼職醫師隨訪機制，隨訪的內容包括對每個兼職醫師的治療成功率、死亡率和並發癥率統一考評，假如不合格，醫師協會可隨時取消其兼職資格，從而保證兼職醫師的醫療質量。同時，國外相對完善的醫療與保險法規制度，能夠從法律上堵住醫生兼職的各種漏洞。

　　相形之下，國內的醫生兼職，往往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管規則，因而也就難免亂象紛呈。以報道中這起醫療事故為例，當地醫院做前期診斷和病理分析，只邀請大夫去做手術，幾乎是醫生兼職過程中相當普遍的分工模式，但手術與診斷環節之間的斷裂與隔離，註定會放大甚至令風險失控。

　　從這個意義上説，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名醫，卻在兼職這條陰溝裏翻了船，與其歸咎於醫德或是能力，毋寧説暴露出國內醫生兼職行為的失范。而只要相關的監管遲遲不到位，醫生兼職的亂象恐怕要比“烏龍手術”更危險。 （作者係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