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李康寧

　　連日來,北京警方展開清理“三非”外國人百日專項行動,對在京外國人中存在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行為進行嚴查,迅速引起了外媒的關注。部分西方媒體認為,此舉表明中國的“排外意識”正在抬頭。

　　從嚴查“三非”的舉措中,得出中國“排外”的結論,顯然不合邏輯。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來中國謀求發展的外國人逐年遞增,其中魚目混珠者大有人在。一些低素質“老外”的所作所為,甚至影響到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警方依法對其進行管理,當屬責無旁貸,也符合國際通行作法。

　　公眾對外國人所持的態度,向來是個耐人尋味的話題。在武漢一個日本人丟了自行車,警民配合竭盡所能為其尋回,讓其享受到了一種“超國民待遇”；在北京一個英國人酒後耍流氓,過路者無不義憤填膺,衝上前去狠狠踹上幾腳。

　　兩個事件原本風馬牛不相及,唯一的共同點是當事人均為外國人。從中能窺探出一些相通之處,那就是對於牽涉到外國人的事件,公眾往往會呈現出一種過激反應。在武漢丟自行車的人多得是,未必每一位都能像那個日本人那樣,幸運地得到全城的關注；假如把酒後耍流氓的那位換成個國內的混混,也斷然激不起那麼大的民憤。

　　這種對外國人的過激反應,有著很深的淵源。多年前中國發展相對落後,需要借助國外的資本與技術,來推動經濟的進步。那時候的外國人,在中國享有更多的“優惠待遇”。但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逐漸尋回了競爭力和話語權。反映在國民心態上,就是民族意識逐步覺醒,中國人可以説“不”。如今,中國跟其他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並存,國民對於外國人的態度自然也會與時俱進,處於不斷的嬗變之中,形成如此涇渭分明的分野也是時勢使然。

　　但需要指出的是,曲意逢迎也罷,切齒銜恨也好,都過多地附加了主觀情緒,不應該成為一種主流思維。這只能説明,我們在面對外國人時,尚不具備足夠的自信,無法去平靜地面對問題,並作出合理的判斷。我們應當秉持公平,不再將有限的公共資源主動向外國人傾斜,去維護他們那種“超國民待遇”；也應該學會理性,不能因為個別外國人的不文明行為而否定一個群體,甚至蔑稱他們為“洋垃圾”。

　　對於目前普遍存在的“三非”外國人,也不能寄希望於利用一場百日行動,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應該儘快地完善法律法規,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對外國人在華的入出境、居留和就業實行規範的管理。若能如是,我們留給外界的或許不再是“排外”和“保守”之類的指摘,而是“法治”與“開放”的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