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郴州農民李清賣山寨羊毛衫遭遇“天價罰單”一案，又有了新的進展。“李清犯假冒註冊商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並處罰金1991859元。”儘管得知判決的罰金比曾經的2151萬元少了十倍，但李紅英還是被鉅額罰款嚇得目瞪口呆，“我們夫妻如何拿得出這麼多錢呀？”(《三湘都市報》5月21日)

　　作為司法糾錯機制，再審程序的啟動，讓這個影響全國的個案公正審判有了更完備的保障，但這必須建立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礎上。曾經作為判處被告人李清被罰2151萬元，突然間銳減至199萬元，縮水程度高達10倍，其間的巨大落差，即讓當事人迷惑，更讓公眾不解。

　　現在，法院並沒有向社會公佈罰款金額縮水的原因和理由。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出現這個結果，也許是現在的司法機關計算正確，或許是先前法院審判認定金額正確。倘若是前者，如果沒有媒體和輿論的持續關注，如果這個案件沒有發回重審，那麼，這個案件就不會有罰款金額嚴重縮水的審判結果。因為，如此大的罰單，根本反映了司法人員，要麼是素質低下，要麼有意陷害人于罪。就目前透露的信息判斷，執法者對於這起“天價罰單”案審理，是基於維護本地名牌羊毛衫企業利益。正是因為帶著這個執法目的，罰起來自然會出手狠一點，但這一狠勁，不僅使法律喪去了公平與正義，也讓法律成為一種被人利用的手段。

　　單就“天價罰單”縮水一案而言，我覺得，相關執法者有悖基本法律常識。執法者他們原本可以通過常識來對真相做出基本判斷，進而努力查找可靠證據，最大限度地給予違法犯罪者公正處罰。然而，從這個案件，包括這次復審程序，我們似乎並沒有看到公安機關查找證據的信息。正如李清的代理律師王福奎所言：“公安機關在搜查李清店舖清點扣押物品時，李清本人未在扣押物品清單上當場簽字捺印，從庭審上警方出示的情況説明看，足以説明假冒名牌羊毛衫的數量不能認定”。

　　從某種程度上講，“天價罰單”案也凸顯了選擇執法的遺憾。放眼當下，我們似乎對類似小蝦米式的執行對象，總是出重拳，出乎常人意料。比如平頂山“天價過路費案”，也開出了368萬元的鉅額罰單。而對大象級執法對象，總是“心太軟”，出手軟綿綿。比如，達芬奇傢具造假案，與李清賣山寨羊毛衫幾乎性質相同，有媒體統計其近3年的相關財務報表顯示：僅2007年一年，達芬奇在上海的營業收入額就高達1.5億元，3年來，公司各項銷售業績均呈攀升狀態，2010年一年銷售額高達4.14億元。可是，上海工商部門卻開出了133.42萬元罰單。

　　兩相對照，則不免讓人覺得，這樣不對稱的處罰對李清來説，並不公平，對於遏制制假和售假也未必起到很大的作用。這實在讓人忍不住聯想：要是這樣處罰毒膠囊，普通老百姓就不會擔驚受怕了；要是這樣處罰康菲石油，漏油問題早就解決了；要是這樣處罰地溝油，消費者再也不會用餐之苦了。當然，我們並不是不贊同對賣假羊毛衫的農民進行法律懲罰，只是覺得，執法者不能選擇性執法，倘若我們每項執法活動，專門針對小蝦米級對象，不惜重拳置於死地，而不是致力於常態性執法，將矛頭對準大象級企業，那麼，執法者的公正性就會大打折扣，難以服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