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株潭三地部分拆遷項目安置小區，不少拆遷戶存在用徵地款瘋狂豪賭、大肆揮霍等種種不良現象。一些家庭，還因徵地款分配不均引發親情危機，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家庭失和等現象頻頻出現。（5月24日《三湘都市報》）

　　印象中，拆遷暴富成為“幸福的煩惱”並非長株潭獨有。在北京、深圳、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不少村民在拆遷之前，都有大量的房屋出租，不菲且穩定的房租收入足以讓他們衣食無憂，成了當地的“小富人”。而伴隨著拆遷一夜暴富之後，卻未必就開啟了新的美好生活，反而多了一些困惑和不安，引發了親情危機，變成了“紙上富貴”。

　　比如，有名的“北京大望京村拆遷暴富”，一些村民面對憑空而降的鉅額金錢竟然“不知所措”，買房、買車、買奢侈品成為他們的首選和唯一的選擇。與此同時，拆遷暴富之後的離婚率、死亡率也在大幅上升，還有不少人在一夜暴富之後又一夜返貧。調查顯示，在浙江等沿海地區，第一批拆遷戶的返貧率已經高達10%。

　　最典型的一個案例是，杭州江幹區九堡鎮一個村婦，2003年因拆遷分得近百萬元的拆遷補償款和幾套大房子，但在一年多時間裏，該女去澳門41次，不僅輸光了百萬家産，而且欠下了100多萬的外債，不得不離家躲債度日。據此，有56.6%的人在參與“如何看待拆遷暴富”的投票時認為“拆遷致富不是真富，有很多隱憂”。

　　細心的人們注意到，在過去較長一段時內，人們過多地把關注的目光定格在那些強徵強拆上，而對拆遷暴富引發的眾生相有所忽略。今次，三湘都市報對長株潭部分拆遷暴富戶的調查，再次觸動了公眾敏感的神經，再次放大了這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如果不破解失地農民因揮霍拆遷款而返貧這個“幸福的煩惱”，相關危機就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引發新的矛盾和糾紛，影響社會和諧。

　　有專家認為，“拆遷暴富”變為“紙上暴富”，主要是由於城市化快速推進，村民文化素質低，一時無法適應身份的瞬間轉變所致。不可否認，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之一。在筆者看來，這僅是一種表像，更多的與政府相關部門的補償和引導機制欠缺有關。只“授人與魚”而不“授人與漁”，沒有教會暴富者對“天上掉下的餡餅”進行理性消費、合理投資、增強再生産的能力，不“返貧”才怪。

　　當務之急，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要建立起針對失地農民的心理疏導機制，加強對拆遷戶進行理財、就業保障、創業等各方面知識和技能的培訓，改變過往單純的一次性鉅額現金補償模式，推行“以房換房”等多元化補償模式，引導他們合夥創辦經濟實體等。如此，方能讓拆遷暴富告別“紙上富貴”，不再成為“幸福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