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喻 鋒

　　衛生部近日發佈新規，正式取消了體檢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應調離工作”的規定，這就意味著乙肝病毒攜帶者將和普通人一樣有權利從事幼托工作。這對於長期以來努力為乙肝病毒攜帶者和乙肝病患者合法權益而奔走吶喊的人們而言，不啻為又一個進步。

　　從公共治理的角度來看，政府部門所實施的管制型措施，自然有其公共利益的考量。但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並沒有一個絕對涇渭分明的界限；二者的利益邊界也有模糊的重疊與交集，甚或發生相互轉化和變動的情形。在過去醫療科技尚不發達，人們對於乙肝等疫病防治尚沒有形成科學共識的情況下，政府出於公共利益整體的考慮，對於乙肝病患群體參與特殊社會生活進行某些強制性的限制，也無可厚非。而隨著人們對於乙肝病毒傳播性和危害性的了解逐漸深入，乙肝病毒攜帶者和乙肝病患者有條件地參與過去曾被限制的某些社會生活，已無礙于公共健康與社會生活。這也就意味著，乙肝病患群體的個體和群體利益，已經與社會公共利益實現了更大範圍的交集，由此，政府的管制性措施也需因勢利導，做出及時的調整和回應。

　　應該説，有序分類地放開乙肝病患者的職業限制，這是一種訴諸於社會公平、保障乙肝病患私屬權利的得力措施。但是，如何逐漸消弭長久以來縈繞在國人心目中的“乙肝陰影”，還需要政府更多的“有為之舉”。畢竟，大三陽小三陽強制性指標篩查已經成為過去管制型政府模式下全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公共衛生管理之舉，關涉面廣，影響力大，而對於乙肝的社會恐懼也或多或少發端于這種公權力的導向和渲染。政府部門如果僅僅以減少行政強制的消極示意方式為乙肝病患“解套”，而不是以保障這一特殊群體的隱私權和個體利益為出發點去做出一些積極的努力（比如嚴令禁止非特殊行業單位招聘錄用時組織乙肝病毒檢查、政府機構&&維護和確保乙肝病患的平等待遇等），那麼，這不過就只是一種政府職能從越位到缺位的變化，而沒有回歸到它追求公平正義的公共價值本位；過去公共利益的砝碼已經讓公權力侵蝕了太多乙肝病患的個體利益，現在，公權力的撒手離場，只會是一種更加不負責任的表現。

　　因此，只有逐步放鬆對於乙肝病患參與社會生活的諸多不合理行政強制措施，並以引導者的角色更加積極地介入對於歧視的糾偏和對於公平的伸張，政府的有為才能真正普惠于那些“肝膽相照”的人們，除去彼此孤立的陰霾，重現和而不同的陽光。

　　(作者為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