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距江西省宜春市區80余公里的一個小山村，李細秀老人在外玩耍的5個孫子孫女在水塘溺亡，只有最小的孫子生還。出事時，李細秀曾急忙向村裏人求救，但是卻沒有找到1個能下水救人的年輕人。因為在這個季節，年輕人都出門打工去了。(據5月14日《山東商報》報道)

　　江西5名留守兒童溺亡事件，無疑是3月底四川大竹留守媽媽唐成芳帶三個幼子自殺事件後，又一起牽動人心的、有關留守之痛的悲情事件。更為悲愴的地方在於，在江西5名留守兒童溺亡事件中，全村“沒有找到1個能下水救人的年輕人”，這無疑明明白白地折射出了三大農村之痛。

　　其一是農村務工青壯年之痛。舍家棄業、別妻離子絕對不是農村外出務工者所想要得到的結果，但作為掙錢養家這個目的的“副産品”，農村務工者又無可逃避地要面對和承受遠離親人、遠離家庭溫暖的非人性感受。甚至，層出不窮的“農民工討薪難”新聞，更是道出了農村進城務工者在城市中的生存窘境。

　　其二是農村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之痛。青壯年勞動力離開了土地，離開了家，留下的老人、婦女和小孩子不得不共同承擔起繁重的農業勞作。身體上的累或尚可承受，但來自心靈上的空巢之孤寂、盼歸之情意、關愛之渴求，又豈是一兩句話可以説得清楚？而當養老扶小、農業勞動、家庭家務等全部壓在留守者肩上時，唐成芳們又如何才能不走上帶兒自殺的極端之路？“小學生相約自殺”“留守兒童自殘求關注”等又怎能不成為新聞？當5名留守兒童落水後，全村竟然都找不到1個可以下水救人的年輕人時，又豈能不讓人撕心裂肺？

　　其三是中國農村發展現狀之痛。據5月14日《新京報》報道，中科院5月13日發佈報告稱，美國農業生産率是中國的90多倍，專家建議逐步取消戶籍制度，加快農業勞動力的轉移。而對此，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如果農村勞動力都離開土地，轉移到了城市之中，卻把老人、婦女、兒童這樣的半勞動力或無勞動能力者留在了農村，那這樣的轉移又有何意義？農村落後的生活水平、收入現狀，又豈是一個簡單的轉移所能解決？不走農民實現自養並生産糧食養活他人的必由之路，單純依靠減少農村人口比例，就能夠真正保障這一部分人的安全感，實現其尊嚴和幸福嗎？

　　5名兒童落水，全村找不到1個可以下水救援的年輕人，是農民之痛、農村之痛甚至社會之痛！(古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