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于5月4日在京閉幕，雙方共取得了67項成果，涉及宏觀經濟領域，如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有關國企利潤上繳比例的提高等;有貿易與投資領域的，特別是美方首次明確承諾放寬出口管制，結束之前“只聞樓梯聲，不見人下樓”的局面。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前身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于2006年8月中美兩國元首倡議設立。2009年，中美兩國元首決定“升級”對話，由原來的“戰略經濟對話”提升到“戰略與經濟對話”。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從2009年首輪對話算起，歷經四載，已呈現出“長效機制”的成熟性。

　　在2009年7月舉行首輪對話時，中美雙方還不知如何落實一些全球性問題達成的共識，如作為首輪對話成果之一的、要在當年年底舉行的全球氣候大會哥本哈根峰會上展開闔作的“共識”，並沒有得到更好的體現。而在2010年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方承諾提高儲蓄率、改善中期財政狀況，事實證明是美方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而剛剛結束的第四輪戰略與經濟對話，67項成果之一就是達成了對今年G20會議的成功舉行展開闔作。隨著磋商機制更注重落實與執行，中美已經越過了“哥本哈根之踵”；不僅在G20，也在其他各大國際平臺上越加緊密合作，戰略對話的成果也有不斷增加之勢──如相對於2010年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所取得的47項具體成果，這一輪的67項互利共贏成果，又邁出了一大步。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最初屬於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戰略經濟對話”，符合中美存在巨大雙邊和全球貿易利益的客觀事實，標誌著中美由單純的貿易投資“平面關係”，進入到戰略互動的“立體關係”，戰略對話圍繞各自感興趣的雙邊和全球性經濟問題展開。而2009年“升級”為戰略與經濟對話，則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經濟體之間、以及全球最大的新興國家與老牌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略對話，議題從貿易、經濟和金融向安全、地區衝突、全球性問題等擴張，標誌著中美由之前的“國際經濟主體互動”，向“國際政治與經濟主體互動”的轉變。

　　走向成熟和豐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或許標誌著中美關係開始進入“菜單式合作關係”時代。雙方對話的議題，既有宏大的戰略合作，也有國企利潤上調及法律專家對話和美國失業率等具體卻有針對性的“小”問題。

　　“菜單式合作關係”的建立，意味著中美雙方感興趣的任何問題，都可以在菜單程序中找到解決或緩解的途徑與思路，這樣的程式解決方案，給雙邊關繫帶來預期性和透明性，有益於中美擺脫“戰略互疑”，有益於建立C2型“前所未有，但啟來人”的新型大國關係。（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