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袁定波

　　企業停工、倒閉、企業主外逃衝擊用工體系,導致勞動爭議案件高發。《法制日報》記者今天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獲悉,欠薪案件已經成為浙江省勞動爭議案件的重頭,佔到80%左右。

　　浙江省高院民一庭負責人蔣衛宇分析説,個別企業經營不善而停業或倒閉,企業主避債外逃,是引起欠薪案件群發的重要原因。受金融危機影響,以木制玩具出口加工企業為主導産業的麗水地區,欠薪案件佔勞動爭議案件90%強。一些小工廠、小作坊業主惡意剋扣工人工資,也引發不少欠薪糾紛。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法官黃金錦表示,因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被解除勞動關係引發的糾紛,因用人單位未支付“提留款”引發的糾紛,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違反競業禁止協議賠償損失的案件,勞動者利用“獵頭公司”求職引發的糾紛等新類型糾紛近年不斷出現。

　　從慈溪法院民一庭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當事人情況看,勞動者已由原來的私營企業職工擴展到國企、事業單位、行政機關的聘用人員,從普通工人擴大到企業主管、領班、經理等中、高收入人員。相應地,行政機關、事業單位成為勞動爭議案件被告的情況也有所增加。

　　一些欠薪企業生産資金籌集主要依靠社會融資,一旦不能及時還款,集資戶就會産生恐慌心理,擠兌借款。直接導致企業償付欠薪能力脆弱,一有“風吹草動”,只能“坐以待斃”,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工人工資無法支付。

　　蔣衛宇表示,浙江很多中小企業以來料加工和訂單加工為主,抗風險能力弱。加之用工管理相對不規範,勞動者和企業往往不簽訂勞動合同,加班時間記錄不全,工資支付憑證不規範,客觀上容易引發勞動爭議。

　　“由於融資困難,企業受資金鏈斷裂影響,勞動爭議案件已從個體用工糾紛逐漸向群體化演變。”浙江省桐鄉市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侯立偉介紹,此類案件呈現出數量大、涉及當事人多,且雙方利益較為尖銳,涉及法律關係非常複雜的特點,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群體性不穩定事件。

　　侯立偉建議,應完善多元勞動爭議調處機制。充分發揮勞動保障部門、工會、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勞動仲裁委員會等部門的職能作用,共同化解日益增多的勞動爭議。

　　本報杭州5月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