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一個真誠的藝術家總是願意在他的作品裏，面對他的成長、他的內心、他的苦痛幸福，與他的渴望。

　　許江始終堅守著這樣的真誠，就如同他筆下佈滿傷痕卻苦苦守候，仿佛等待著最後一道軍令的老葵。

　　許江出生於1955年，這一代人，經歷了一個時代的滄桑巨變，體味著與時代交織的個人命運。（以下記者簡稱“記”，許江簡稱“許”）

　　記：這次展覽的主題叫“重新生長”，有特別的寓意嗎？

　　許：我畫葵，是畫我們向陽花開的這一代人。

　　我們這代人經歷了兩次插隊去農村的“土插隊”和去西方留學的“洋插隊”，兩者都是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考驗。

　　“先知死，後知生”，個人命運與時代、民族命運高度疊合在一起，是我們這代人共同的生命特徵。

　　而西方人對葵也不陌生，它代表著苦戀和堅守。

　　索菲亞 羅蘭曾演過一部影片，叫《向日葵》。講的是二戰中夫妻離散，妻子往東歐找尋丈夫，穿過一片葵園這裡曾是激烈的戰場，葵園下埋葬著昔日的士兵。

　　最後，她找到了丈夫，他卻已在遠方成家。回不到的過去和抹不掉的記憶，這是他們這代人的滄桑。

　　這就是民族的命運，個人無法對抗，但我們可以選擇人類的良知。我以葵作為重新生長的存在者，是想展示一代人的史詩意義。

　　德國也是一個特殊的民族，我希望與劫後余生的德國人進行一種對話如何面對過去，如何梳理滄桑，如何背負歷史的果盤，如何面對自我重建與時代重建的使命。

　　記：在1989至1990年，你曾經在德國漢堡美術學院留學，那是一段怎樣的經歷？

　　許：當時我不會德語，但還是頑強而勇敢地去了。

　　獎學金很少，我通過教授書法、中國畫勤工儉學。沒有宿舍，就住在教學樓供清潔工休息的雜物間裏。

　　有一次，我在房間裏用電爐做蛋炒飯，油煙味瀰漫在樓道裏，一位德國教授忍無可忍，敲開門對我説：“您沒有地方住，您住在廚房裏。”我生氣，但無奈。

　　在德國兩年，我沒有和父母通過一次電話。

　　有一天，我父母湊了500元錢從郵局給我打來國際長途，但我正巧不在，老人們握著聽筒，聽著“嘟……嘟……”聲整整40分鐘，最後失望地回家。

　　記：德國文化對您有很深的影響，這次展覽是不是與之也有一些聯絡？

　　許：我看的第一部外國片，就是《攻克柏林》。那是1964年的六一節，我9歲，電影是我們參加文藝匯演的獎勵。

　　那個時候，我以為柏林就是世界。

　　後來，我在柏林的一個藝術中心看到一個展覽叫《溯源》，當時柏林墻還沒有倒。有個藝術家把東西柏林的蜜蜂通過特殊管道集合到一個籠子裏，開展那天，他裸露上身讓兩邊的蜜蜂一起蟄在身上。

　　40天后，柏林墻倒掉了。

　　藝術家像一個真言者。當時我想我一定要來這裡辦一個展覽。而2001年，就在那裏，我的個展《歷史的風景》展出。這真是歷史的機緣。

　　從德國留學回國已經23年了，這是中國發生巨大變遷的年代，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真正的青壯歲月。 本報記者 林梢青

　　作者：林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