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國足協副主席謝亞龍在法庭翻供並聲稱被刑訊逼供一事，激起輿論的強烈反響。由於刑訊逼供的事情以往曾多次見諸媒體，謝亞龍的抗辯內容尚未得到證實，但司法機關已經面臨新的很大形象壓力。

　　謝亞龍的翻供不會減少足球黑幕本身的罪過，但如果他的指控屬實，則確實是中國司法現狀的新尷尬。前足球官員犯法，取證過程又被指刑訊逼供，中國官方的公信力堪稱“屋漏偏逢連夜雨”。

　　上級司法機關有必要組成新的專案組，調查對謝亞龍等人取證的合法性問題。如果刑訊逼供的確存在，追究違法者是必須的。鋻於謝亞龍案的高知名度，應將此案的曲折過程當作全社會司法教育的一個契機。

　　但不管對謝亞龍的刑訊逼供是否真的發生過，都不應以此案否定廣大公安幹警和其他司法人員對維護中國正常秩序的貢獻，進而將對足球黑幕的揭露變成對公檢法的聲討。這樣做在今天的中國是非理性的。

　　刑訊逼供現象被深惡痛絕，但卻由來已久。它的大背景除了部分司法人員本身法制觀念不強外，還有幹警少、案件多，大量刑事案件需限期偵破等很多現實原因。實際上在全世界，這個問題都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新刑訴法修正案就是用來規範司法機關辦案過程的，它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里程碑，標誌著中國人不僅要求良好社會秩序，而且要求實現秩序的過程更加文明公正。民意的這個指向不僅清晰，而且堅決。

　　以往中國秩序和實現秩序的過程都比較粗糙，刑訴法修正案不會在一夜之間完全落實到位。輿論借謝亞龍的抗辯而跟著爆發，實際是對落實刑訴法修正案的期盼。

　　中國社會追求進步的方式以往以動員和鼓勵為主，現在正逐漸變成輿論監督和倒逼為主。新的方式毫不留情，以往樹好典型變成了今天抓壞典型，社會進步的過程變殘酷了。對此所有與公權力有關的人們必須加快適應，做各種法規不折不扣的遵守者。

　　輿論監督應就事論事，而不應推動社會對司法機關的整體不滿和不信任，損害司法的權威。司法機關則應積極回應媒體的每一次追究，既不隱藏問題，包庇違法違規幹警，也不因為受到輿論的嚴厲對待而氣餒。社會形成這樣的互動關係決非易事，但它卻是我們這個法制基礎薄弱、社會現實又很複雜的國家必須鍥而不捨的目標。

　　與先進的現代法治社會相比，中國社會治理的很多部件都還不達標。我們一方面要提升每一個社會公器的運行質量，同時要確保完善改造它們的過程不在任何一段時間裏削弱它們的作用，導致社會秩序在某一部位的真空。

　　如果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做觀察，開放的社會通常會自然形成這樣的平衡。但這種把握決不是絕對的，不需任何引導和促成。

　　認真追查謝亞龍提出的刑訊逼供指控，同時也把這件事置於它在中國司法建設中的真實位置，不姑息也不誇大它，這應成為中國社會對這一糾紛的集體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