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大貨車每年罰款3萬元，罰款不開發票可打折；一處隱蔽交通拍照每年罰款額高達460萬元；踩了一下草地就罰款2000元；市場商戶每年需要交納幾百元到上千元的罰款才可以繼續經營。如今，罰款名目多、亂罰款的現象已經深入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並且已經存在了十幾二十年之久。這麼多年來，政府一直説要治理這些現象，但治理的結果卻是製造更多更亂的罰款，使得人民群眾怨聲載道，不利於和諧社會的建立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

　　筆者發現，現在罰款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種類繁多、標準不一、執法部門繁多。如今，工商、稅務、交通、環保、衛生、城管等各行各業的主管部門都有罰款的權利。老百姓生活中碰到的罰款現象層出不窮，一不小心就會掉到罰款的陷阱裏。據不完全統計，各部門各種名目的罰款多達160多種。以貨車超載罰款為例：路上執法部門非常多，有交警，也有路政部門，甚至連林業管理部門都有，有的地方甚至連城管也跑上去罰款。交警以車輛行駛證的可定噸位認定超載；路政以車輛軸數以及單輪軸6噸雙輪軸10噸認定超限；運管以運營證核定的標準認定超載超限；城管以道路限禁重量標誌牌認定超重；收費站以車型認定超重。這樣一來，就有5個部門以不同的標準不同的依據進行罰款，貨車永遠也躲不開罰款。

　　另外，由於罰款沒有依據，還容易成為權力尋租的工具。罰款本是一種落實行政管理的有效手段，它能提高當事人的違法成本，從而使當事人減少或不敢違法。但罰款如果沒有了依據，就成了行政部門以權力強迫違法者與權力掌管者進行權錢交易的工具，如超載罰款月票、工商行政罰款年票等。這種行為和制度的實質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罰款，而是職能部門借管理權和處罰權以要挾受罰人，讓受罰人交少量的款項以換取長期的違法經營。同時，職能部門還把罰款當成一种經濟，這種罰款經濟卻是建立在職能部門不作為的基礎上的。為了保證罰款經濟每年都能上臺階，勢必就要加大部門不作為的力度。如果地方管理日益規範，就無法保證大面積罰款的“可持續發展”。

　　如果我們把罰款看成一個産業鏈，那麼很顯然這個産業鏈的最終承擔者就是消費者。也就是説，雖然“亂罰款”本身從法治的角度來講是一個違法的行為，但是最終通過一系列的程序以後，就會變成一個物價的成本，到最後還是要老百姓來埋單，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負擔，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因此，要從源頭上遏制濫罰款的現象，就應該由人大立法，明確規定哪些部門可以罰款，罰款的依據是什麼。並根據情節不同，做到嚴格規範，使罰款逐步走向科學化、法制化、規範化。同時，我們需要建立公開的程序明確罰款的去向和用途以及相應的監督機構。罰款應嚴格執行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收支兩條線，將罰款進入到財政賬目裏去，在全國設立一個統一的罰款賬戶，所有的罰款都進入到同一個賬戶裏，由全國人大來確定它的用途。最後，還要加強依法行政，減少以罰代管現象。改革行政執法體制，完善行政執法程序，積極推行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切實解決執法職責交叉、多頭執法的問題，杜絕以罰代管、以罰代教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