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高官貪腐，已成為“千夫所指”；同樣應該為國人共誅的，是企業高管的貪腐。

　　近日發佈的“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在199件案件中，國有企業管理人員涉案88件，他們犯罪金額巨大，在56例初步查明或判決確認的案值高達19、9億元，每案均值3380萬元，其中一審被判死緩的光明集團前董事長馮永明一人就貪污7、9億元，令人震驚。

　　企業家犯罪近些年來“與時俱進”，有增無減。2009年中國可統計的落馬企業家有95位，2010年上升到155位，2011年則突破了200位，其中不少是礦産、電力、石油和金融證券業的大型國企高管。

　　國企高管是高收入人群，根本“不差錢”。他們有天價年薪，有壟斷福利，有公款消費，似乎沒有必要再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伸出黑手去挖國家的墻腳。實際上，“欲壑難填”。貪腐不是出自生存的需要，而是源於貪婪的惡性膨脹。在現行體制下，國企高管具有特殊的“亦商亦官”的雙重身份，手中握有重權，既直接掌握著大量國有資産，又擁有一定的經營自主權，如果缺少有效的制約監管，很容易借助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的化公為私，將國有財産據為已有，其歛財的便捷甚至優於官員。國企既然存在著權力尋租的巨大黑洞，對貪婪的高管來説，那真是“不貪白不貪，貪就貪個夠”，以至出現了貪污近8億元這樣的天文數字。

　　有句話很深刻：“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差錢”的高管所以還會墜入貪腐泥坑，就因為他們擁有不受制約或少受制約的“絕對權力”。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企業首先要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制度，實行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的分離，內部要有一個嚴密的制衡機制。可如今不少國企的“三會”都沒有發揮應有作用，而是由“一把手”將眾權集于一身，這就為一些高管獨斷獨行、胡作非為、貪污腐敗打開了方便之門。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明確指出，當前，大部分國有企業權力制衡機制不夠健全，規範法人治理結構還沒有普遍建立，很多企業還是“一把手”體制，這是發生腐敗問題的一個主因。而一些大型國企擁的很高的行政級別，也使地方政府難於從外面監管，形成國企高管犯罪現象的多發。

　　內外監管的缺失，造成“絕對的權力”，從而導致“絕對的腐敗”。對症下藥，治理貪腐就要為權力套上制約監督的籠頭。近日，讀了一本有關經濟學的著作，作者認為，現存所有社會的歷史，都是通過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來打擊權力腐敗的。作者説，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存活至今，就是因為在馬克思過世之後，歐州通過進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敗。而蘇聯的解體並不是因為馬克思的理論有什麼錯誤，而是因為蘇聯沒有遏制腐敗，違反了馬克思的理論。對資本主義存活與蘇聯解體的原因，自然還可以有多方面的分析，但用提高民主和法治的辦法來打擊腐敗，則是一副對症的“藥”。講民主，就是不能獨斷獨行，不能“一個人説了算”，而是要有能體現大眾意願的制度，對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講法治，就是要依法辦事，依法約束權力，任何人都不能淩駕在法律之上胡作非為。民主推進了，法治加強了，有導致“政亡人息”危險的貪腐，包括“千夫所指”、全國要共誅之的高管貪腐和高官貪腐，就都有望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