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長治近日公示35名擬任職幹部,其中8人在18歲前參加工作引發議論。最受爭議的王瑞為1982年出生,1996年即參加工作。官方稱,引爭議的幹部年齡情況比較複雜,有特殊歷史或學製造成的原因。(4月10日《南方日報》)

　　在沒有更多公開詳細信息的情況下。幹部任前公示信息顯示一些幹部在18歲之前,甚至14歲便參加工作,這確實很容易讓人覺得可疑,容易引發公眾有關“人事腐敗”以及相關“背景內幕”的種種猜測和聯想。

　　不過,對於上述這起質疑事件,是否存在作假或其他問題,還有賴相關部門介入調查清楚。筆者同樣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引發該疑問背後的“公示制度”本身。

　　為什麼幹部任前公示中的年齡信息,會引來如此大量的輿論質疑?追根溯源,顯然還是因為,上述所公示的幹部信息太過簡略。如在幹部的參加工作的信息中,只有一個極盡簡略的“參加工作時間”,既沒有同時具體標注其參加工作時的社會身份(像學生、軍人),也沒有進一步詳細公示其此前的各種基本求學、生活經歷。在這種過於簡略的公示信息下,公眾依據其出生信息,推算出幹部參加工作年齡的不正常,勢必在所難免。

　　進一步觀察,我們會發現,不僅此次山西長治公示的35名幹部任前信息,全國許多地方類似的幹部任前公示信息,總體上看,事實上都顯得十分簡略、惜墨如金。每一名幹部的公示信息,一般都只有寥寥幾行幾十個字,所涉及的也僅僅只是姓名、性別、年齡、籍貫等區區幾項信息。而其他許多公眾十分關心、同時也能更充分體現“幹部任前公示制度”本意和初衷的大量重要幹部信息,實際上都在有意無意之間被省略掉了。比如,全面完整的詳細求學、工作履歷信息；家庭婚姻、財産信息；此前工作業績信息；所以能夠提拔擬任新職的過程和依據信息,等等。

　　顯然,這種過於簡略、能省則省、語焉不詳的幹部公示信息,不僅極易引發公眾疑問,而且從根本上看,也有違“幹部任前公示制”的制度本意和初衷,既難以充分滿足公眾之於幹部的知情權,也無法充分實現對幹部選任的有效監督、預防“帶病提拔”等各種人事腐敗、營造風清氣正的用人環境。

　　因此,以上述“幹部公示年齡遭質疑”事件為鑒,為了維護用人環境的公平公正公開,也為了更好地維護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筆者以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儘快著手完善現行幹部任前公示制度。一方面,不斷擴大充實幹部任前公示信息的範圍和內容,將各種公眾關心的信息盡可能地納入公示範圍；另一方面,不斷推動公示信息的規範化、法治化,如哪些幹部信息是必須公示、應公開到什麼程度,均應在制度上予以明確界定。　(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