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長治近日公示35名擬任職幹部，其中8人在18歲前參加工作引發議論。最受爭議的王瑞為1982年出生，1996年即參加工作。官方稱，引爭議的幹部年齡情況比較複雜，有特殊歷史或學製造成的原因。(據4月10日《南方日報》報道)

　　幹部任前公示信息顯示一些幹部在18歲之前，甚至14歲便參加工作，這確實很容易讓人覺得可疑，並引發種種猜測聯想。不過，筆者更關心在意感興趣的，卻是引發該疑問背後的“幹部公示制度”本身。

　　為什麼幹部任前公示中的年齡信息，會引來如此大量的輿論質疑？從幹部任前公示制度本身來看，顯然還是因為，上述公示制度所公示的幹部信息太過簡略、粗陋。如在幹部參加工作的信息中，只有一個極盡簡略的“參加工作時間”，既沒有具體標注其參加工作時的社會身份(像學生、軍人)，也沒有進一步詳細公示其此前各種的基本求學、生活經歷。在這種過於簡略的公示信息下，公眾依據其出生信息，推算出幹部參加工作年齡的不正常，勢必在所難免。

　　進一步觀察，我們會發現，不僅此次山西長治公示的35名幹部任前信息，全國許多地方類似的幹部任前公示信息，總體上看，都顯得十分簡略、惜墨如金。每一名幹部的公示信息，一般都只有寥寥幾行幾十個字，所涉及的也僅僅只是姓名、性別、年齡、籍貫等區區幾項信息。而其他許多公眾十分關心、同時也能更充分體現“幹部任前公示制度”本意和初衷的大量重要信息，實際上都被省略掉了。比如，全面完整的詳細求學、工作履歷信息；家庭婚姻、財産信息；此前工作業績信息；所以能夠提拔擬任新職的過程和依據信息，等等。

　　顯然，這種過於簡略的公示，不僅極易引發公眾疑問，而且從根本上看，也有違“幹部任前公示制”的制度本意和初衷，既難以充分滿足公眾之於幹部的知情權，也無法充分實現對幹部選任的有效監督。

　　因此，以上述“幹部公示年齡質疑”事件為鑒，為了維護用人環境的公平公正公開，也為了更好的維護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筆者以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儘快著手完善現行幹部任前公示制度。一方面，不斷擴大充實幹部任前公示信息的範圍和內容，將各種公眾關心的信息都盡可能地納入公示範圍；另一方面，不斷推動公示信息的規範化、法治化，如哪些信息是必須公示、應公開到什麼程度，均應在制度上予以明確界定。(文/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