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發佈關於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工作部門分工的意見，要求“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嚴格規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國企高管們的薪酬能否處於更完備的監管和制約之中？答案恐怕還要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中去理解、去破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確立與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動，利益格局也出現了深刻調整。調整中的兩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就是：國有經濟所佔的比重總體上呈下降趨勢，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地位、尤其是吸納就業上的作用不斷上升；在國有資本越來越集中于關乎國計民生重要領域的同時，相對於民營資本的利潤回報率也持續走高。

　　對此，一些質疑之聲往往聚焦于自然壟斷、特許經營、政策扶持等各國國有企業的共性矛盾，卻往往忽視了抗擊國際金融海嘯、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投資與創新上集中力量辦大事等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個性優勢。而這，才是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能夠取得較好績效、以及較高利潤的真正原因。

　　但是，績效好、利潤多絕不意味著過高收入與福利的正當性。社會主義國家設立國有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揚棄”私人資本的逐利局限性，通過社會化大生産來實現共同富裕。而不同所有制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乃至企業內部不同層級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僅背離了“先富帶後富”的制度初衷，也阻礙了消費內需的合理擴大與宏觀經濟的內生增長。

　　破題之要，還要從收入分配領域的總體改革上著力，包括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包括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健全，包括國企利潤分配模式的變革，最終目的則要讓城鄉居民共享改革發展的共同成果。

　　當改革逐漸步入深水區，收入分配的結構調整難免會觸碰到既得利益者。我們正視利益格局，就應主動把握，而非被動接受；我們直面深刻調整，就應積極適應，而非消極改造。也要看到，善意的批評絕非徹底的否定，正因“愛之深”，才有“責之切”。脫下“父愛主義”的保護罩，共和國的“長子們”才會曆盡風雨、收穫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