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您可以隨手拿出相機、手機記錄生活，相形之下的黑白藝術照悄然“回歸”為一種時尚格調，古董相機也成了熱門收藏。萬事問由來，你是否願意聽聽百多年前“奇器照畫”的故事呢？

　　真切記錄現實，是人類的渴望與追求。1840年前後，現代照相術在法國巴黎誕生，接踵而至的是專門的照相館在美國紐約開辦。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與《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沿海五口通商，洋人登岸，照相術最先傳入粵港地區。1846年，湖南長沙人周壽昌(清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曾在廣東遊歷數月，他的見聞日記恰能反映當時照相術初入國門的情狀：“坐人平臺上，面東置一鏡，術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藥少許涂四週，用鑲嵌之，不令泄氣。有頃，鬚眉衣服畢見，神情酷肖，善畫者不如。鏡不破，影可長留也。取影必辰巳時，必天晴有日。”當時，西洋人的照相機被中國人稱之為“奇器”，而用其照相叫“畫小照”。文中所説的“術人”就是照相師。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西方攝影師逐步獲得在中國境內旅行拍照的特權，一些軍事攝影記者於是在我國沿海城市采風拍攝，記錄風土人情。1860年8月間，意大利記者費利斯比特來到北方，來到天津。此刻，英法聯軍正在第三次攻打大沽口。8月21日，比特拍攝了《失陷後的大沽炮臺》等一批現場照片。另據清人郝福森撰《津門聞見錄》載：“英匪入天津時，志頗不小，心亦過細。凡河面之寬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緊地方，無不寫畫而去。尤可異者，手執玻璃一塊，上抹鉛墨，欲象何處，用玻璃照之完時鉛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畫圖也。如望海樓、海光寺、玉皇閣，皆用玻璃照去……”

　　天津開埠後，更多的西方人進入天津，他們對這裡的人文風物充滿了新鮮好奇之感。傳説1861年的時候，天津有一楊姓官員穿戴整齊趕赴京城，沒想到行至半路被外國人攔下轎子，用“玻璃”將臉照畫而去。其實，這便是早期的珂羅版攝影。如此“突然襲擊”直面黑漆漆的攝影鏡箱，不免讓津官感到恐慌。因為當年對攝影一無所知的中國人大多認為照相好似會被抽去魂魄，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人像攝影進入天津之初也受到了一定阻礙。

　　清末，開放的天津已成為南北經濟與文化交流的重要節點，大批閩粵文人、客商北上，津城盡得風氣之先，同時也吸引了中國照相業策源地廣東的攝影師北上營生，他們帶來了先進的進口照相器材。1875年的時候，廣東攝影師梁時泰在天津英租界創辦了一家照相館，開中國北方照相生活之先河，名聲顯赫。與梁時泰前後腳來津的還有王國華，他聘請寧波攝影師王子銘(一説王子明)在法租界紫竹林(今解放北路郵局對面)開設了恒昌照相館。在1888年天津版的《英法美三國租界地圖》中可見上述照相館之外，還有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與大同道交口)上的一家德國照相館。

　　最初，照相術大多應用在清政府的內外活動中，為宮廷官宦服務。清末之時，照相在天津已進入文人士大夫階層，照相館的活動也從為地方官、商賈拍照，發展到兼顧優伶等人。另外，無論是照相館的布景繪畫、道具設置，還是拍攝過程中人物姿態塑造與表現，都開始顯現出越來越濃的民族傳統風格，甚至開放城市的審美潮流。

　　義和團運動爆發後，時局動蕩，作為“洋玩意兒”的照相業也受到衝擊，一些照相師紛紛離開津城，各照相館經營一度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