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中國照相館成見證社會變遷風向標(組圖)

原址照片

2008年,中國照相館(一)張愷欣攝

2008年,中國照相館(二)張愷欣攝

一家人不同時期在中國照相館拍的照片：1947年結婚照片

一家人不同時期在中國照相館拍的照片：1975年的全家福

一家人不同時期在中國照相館拍的照片：1997年金婚照片

　　冰點特稿第761期

　　【冰點特稿】：為中國照相

　　本報記者 楊芳

　　位於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上，中國照相館的玻璃櫥窗恐怕是最受人關注的櫥窗之一。

　　櫥窗裏擺放著3張28寸大小的標準照，從左往右依次是劉少奇、毛澤東和周恩來，都用金色的相框鑲嵌。

　　據照相館的董事長孫秀珍回憶，幾年前店裏裝修，她安排將這3張照片暫時收起來，以免落上塵土。沒想到第二天就有外國記者打電話來問：“中國是不是出了什麼大事？”

　　這個插曲讓中國照相館的新老員工驚訝不已。他們並沒想過，一塊普通課桌大小的櫥窗，竟會成為見證中國社會變遷的風向標。

　　他們同樣不會想到，攝影師傅們透過鏡頭所看到、所拍下的一幕幕，會將轉瞬即逝的歷史瞬間記錄在照片上，翻開，一幅一幅，把許多已經快被忘記的故事勾活了。

　　在這間照相館的拍照間裏，他們努力拍出大人物們最完美的形象，然後精雕細琢，擺進照相館外面的玻璃櫥窗。

　　也難怪外國記者會大驚小怪，在過去的很多年裏，櫥窗裏的照片每次更換，多半説明有什麼歷史事件又發生了。

　　我們可是根正苗紅

　　單從表面上看，和附近充斥著國際奢侈品牌的東方新天地，以及擁有百年曆史的五星級酒店北京飯店相比，這座小樓顯得有點寒酸。入口處既沒有身穿制服的服務人員，也沒有巨幅的廣告海報，甚至連個紅地毯都沒有鋪。

　　儘管如此，這絲毫不影響無數名流走進這家照相館。他們中，既有政界人物，如朱德、林彪、華國鋒，甚至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安南；也有科學文化精英，如林巧稚、茅以升、周光召和馬寅初等；甚至還有娛樂明星，如李連杰、郭蘭英、孫國慶、董文華，以及不遠萬里來到北京的好萊塢巨星施瓦辛格。

　　這只是一長串名單中的很小一部分。“過去你所能夠想象的，基本上所有名人都來過。”一位工作人員不無自豪地説。

　　他們來到這裡，只是為了照張相片。出人意料的是，這裡並沒有華麗的背景，通常只是一塊綠色或者紅色的天鵝絨幕布，也沒有高昂的化粧品，有時候就一把塑料梳子和一瓶不知名品牌的髮膠。

　　吸引他們的，只是那塊名叫“中國照相”的中華老字號招牌。如今，常有路人駐足在招牌下面評論説：“看到沒，這裡專門給國家領導人照相的”；或者猜測説：“這兒怎麼也得是個局級單位吧！”

　　每每聽到這樣的“謠言”，中國照相館的工會主席高裏奇總會偷著樂。不過，他話鋒一轉説：“這也説明了我們的紅色傳統。”

　　這個紅色傳統，最早是在1956年開始的。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親自到上海選定一家照相館，遷到北京。當時，他所帶隊的動員小組，要求上海支援各類民用企業，包括理髮店、洗染店和照相館。本來，上海答應給3家中型照相館，但私下溜達的彭市長髮現了中國照相館。在他的強力干預下，上海只能放手。

　　一位帶隊的副局長還説：“同志，首都的形象多麼重要，首都人民多麼需要支援，不要保守嘛！我這兩天到處轉了轉，覺得中國照相館不錯，我看，就讓它來支援首都建設吧！”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周恩來親自選址。據説，是他拍板表示“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最終，中國照相館落戶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東方新天地的所在地。後來幾經搬遷，落在了王府井大街180號的位置。

　　這些陳年往事至今仍是中國照相館許多員工津津樂道的話題。“我們可是根正苗紅！”一位工作人員忍不住説。

　　從美女影星到美國大兵

　　不過，如果倒回到71年前，中國照相館的櫥窗裏，擺放的是另一種不同風格的照片。照片裏是一個美艷的女子，她或者穿著牡丹花圖案的旗袍，或者一身戲裝打扮，或者一襲白色的連衣裙。

　　當時，這個名叫陳雲裳的香港影星，主演電影《木蘭從軍》正在上海熱映。這是中國第一部古裝戰爭史詩巨片。據説，當時在上海灘如果不知道陳雲裳，就會被認為是鄉巴佬。

　　中國照相館得到了影片劇照的獨家發佈權。只要購買其中一張，還附贈20寸的著色照片。

　　這一營銷手段大獲成功。半年之內，陳雲裳的劇照發行超過了5萬張。每天都有許多人專門跑來靜安寺路，看中國照相館櫥窗裏的海報。

　　這得益於老闆吳建屏的商業眼光。他本來是上海另一家知名照相館王開照相館的學徒，後來憑藉妻子的嫁粧開辦了中國照相館。1937年，這家員工不足10人的照相館在上海靜安寺路（後改為南京路）88號開張了。

　　如今86歲的徐松延是當年中國照相館的學徒工。坐在自己的家中，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回憶説，吳老闆管理非常嚴格，玻璃都要用酒精擦得“老亮老亮”。作為學徒，他每個月的工資只有3元錢。

　　及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中國照相館的櫥窗裏，又擺起來美國大兵的照片。

　　這時，吳建屏早已去世，老闆娘何定儀又抓住了另外一個商機。她將在滬的日本同業的富士玻璃板和皺紋紙存貨全部買下，等到參加亞洲戰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陸續在上海登岸，又大賺一筆。據説，每天接待100多人，每人每份照片印6張，收費5美元。

　　到了1956年公私合營，中國照相館的營業額超過另外3家大照相館光藝、國際和大同的總和。

　　不過，這段上海歷史在這一年的5月29日宣告結束。這一天，中國照相館所有的設備器材，以及骨幹人員18人,全部遷至北京，性質也由私營改為國有。招牌改為“上海遷京中國照相館”，前4個字放得比較小，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才去掉。

　　“掛牌那一天，店裏好多人都哭了。”徐松延顫顫巍巍地説。他是上海遷京的員工中，目前唯一的健在者。

　　現在想想都不可能，一個國家的總理沒打聲招呼，就帶上兩個人來照相

　　説起來，櫥窗裏的那張周恩來照片，來得有些意外。

　　1956年12月的一個週日，中國照相館經理姚經才正在給一個軍人拍照，周恩來帶著秘書和警衛突然走了進來。

　　當時所有在座的顧客都很驚訝，那位軍人趕快站起來敬禮，並希望總理先照。但周恩來依然耐心地表示要先來後到。

　　如今，在北京美術館附近的一間40平方米的房間裏，時間似乎在54年前停住了腳步。周恩來當年坐過的木質長椅就擺放在中央，為他拍攝的德國座機也放在一角，這個笨重的大傢伙上面還蒙了塊紅布，旁邊是顆黑色的小皮球，相當於快門的功能。

　　由於周恩來臉龐方正、兩頰較寬，攝影師張孔嘉在臉部用光上，一方面突出右邊臉頰的正面陽光，另一方面加深左邊臉頰的側影，以增強總理臉部肌膚的立體感，以達到目光炯炯有神，神情堅毅英俊的效果。

　　就連當年修版的機器也保存完好，粗細不同的鉛筆按照順序擺在上面。當時33歲的姚經才一共為總理拍攝了16張半身或全身相片。最終，周恩來挑選了其中一張底片，再委託中國照相館修版。

　　同樣身為底片修版高手的張孔嘉，負責為周的照片修版。據説，周恩來當天穿的本來是件淺色的襯衣，他專門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裝。與此同時，他還負責把周恩來面部的一些老年斑除掉。

　　“要以真實為主，不可能把皺紋全給抹掉了。”姚建中解釋説。他是姚經才的小兒子，如今擔任中國照相館豐臺分店的店長。

　　他認為，促使周恩來選擇中國照相館的，應該是這裡的技術水平，“當時北京的都特土，上海來的才洋氣。”最終，這張幾經週折的底片，被沖印成100張8寸照片，伴隨了周恩來的亞非拉5國訪問之旅。當時姚經才還特意沖洗了4張12寸的送給周恩來，沒想到，周恩來還派人把這4張照片的錢送了過來。

　　及至周恩來1976年逝世，鄧穎超表示，中國照相館的這張標準照是丈夫生前最為滿意的照片，並將此作為遺像照片。

　　如今，站在這間簡陋的中國照相館博物館裏，孫秀珍感嘆説，“現在想想都不可能，一個國家的總理沒打聲招呼，就帶上兩個人來照相。”

　　“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家挂劉少奇像

　　相比之下，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出現在中國照相館，聲勢就大得多。“到處都是戴白手套的警察。”親歷者高立中回憶説，“頭天下午就來看一遍，還對攝影人員進行政審。”當天，他還以中共黨員的身份，在店裏負責巡視和安保。

　　時間是1963年的一天晚上10時半。劉少奇穿著一身淺灰色的中山裝，在王光美和一個新華社記者的陪同下，來照一張出訪印度尼西亞的半身像。

　　當時照相館裏很多人都圍在攝影室門口，王光美還幽默地説：“你們看我們照相，可還都沒買門票啊！”

　　給姚經才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劉少奇的半根中華煙。他清楚地記得，到了該照相的時候，劉少奇把吸了一半的中華煙放在一邊，照完後順手又把煙裝進煙嘴，重新吸了起來。

　　由於劉少奇的臉龐相對窄些，張孔嘉在其面部增大了用光的比重，使其面龐顯得飽滿光潔，這樣就能達到親切柔和的效果。

　　可能是這兩位領導人的“&&”作用，朱德、彭德懷和林彪等國家領導人也相繼到中國照相館留影，一時令這家照相館名聲大振。

　　高立中還記得給華國鋒拍照時的情景。當時，姚經才特意跑到人民大會堂去照，一共照了12張，可惜沒有一張闔適的，或者是頭、身子不合適，或者是胳膊彎了、衣角卷了，最後只能修成一張照片，而且“誰也不敢説”。

　　唯一例外的是毛澤東，他從來沒有到中國照相館拍過照。對此，高裏奇解釋説，這位最高領導人並不喜歡照相。這是他通過各種傳記文章得知的。如今擺放在櫥窗裏的那張毛主席照片，是中國照相館根據其他老照片製作而成的。

　　為高級官員拍照的這些經歷，也曾給姚經才帶來不少麻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説，當林彪來中國照相館拍照時，攝影師已經輪不到這個“走資派”了。一名曾經主張將劉少奇照片擺在櫥窗的工作人員，也被要求寫檢查和挨批鬥。

　　如今，姚經才已經去世。當問及家中是否還有老照片時，姚建中搖了搖頭，“怎麼會敢有呢？有了也都燒了，這可都是資産階級的尾巴”。

　　一位工作人員回憶，當時中國照相館的照相業務已經基本癱瘓，主要任務就是“連夜複印毛主席照片”，一套4張4寸大小的毛主席照片，售價大約5毛錢。

　　這一狀況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轉變。在中國照相館工作48年的解黔雲回憶，中國照相館看到報紙上刊登了為劉少奇平反的報道，就率先在櫥窗裏恢復了劉少奇的照片。

　　據説，這一舉動讓王光美極為感動。她説自己“哪兒也不去，就去中國照相館”。直到逝世前病重，這位“中國最美的女人”每年都會來中國照相館拍照。

　　中國老百姓開始愛美的年代

　　與平反後的劉少奇照片同時出現在櫥窗裏的，偶爾也會有一兩張婚紗照。

　　這些新娘穿著潔白的婚紗，手中拿一束百合，或站在白色的柱子旁邊，或依偎在丈夫身邊的照片，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此前，新人們往往坐在灰色的墻壁前，一把椅子可能就是全部布景了。他們穿著綠色或者藍色的衣服，連個裙子都很少穿，因為顯得“不嚴肅”，手裏還要拿著毛主席語錄，正襟危坐地面對鏡頭。

　　“人連樂一個都沒有，攝影師也不往那方面引導。”高立中説。

　　姜昆和李文華的經典相聲《如此照相》很能夠反映當時照相的情景。其中一家革命照相館有個特殊的規定，叫做“20個不照”，包括：“側面相不照、逆光相不照、燙髮不照、梳小辮子不照、帶紅領巾不照、穿舞蹈服裝不照、穿花衣服不照、眼睛小一點兒不照、鼻子高一點兒不照……”

　　不僅如此，照相也要統一姿勢，“作手持語錄，僵硬的側頭姿勢”。

　　改革開放後，這套照相標準已經顯得不合時宜。1980年前後，姚經才有機會到香港、台灣等地走訪，對那裏的婚紗照印象深刻。回來以後，他找到一位從上海來的裁縫師傅做婚紗，並依照港臺影樓海報做了竹林、柱子、圍欄等背景，率先在北京拍起了婚紗照。

　　“有人擔心這是犯政治錯誤，但我父親很堅持。”姚建中回憶説。他在一間超過50平方米的攝影棚裏接受採訪，棚裏擺滿了追光燈，僅僅是布景就有兩套。

　　這些耳目一新的婚紗照很受歡迎，有時候一天就要拍260套。一套包括一張雙人全身照，一張雙人半身照和每人一張半身照。即使是這樣的4張黑白照片，也需要花費100多元，相當於普通人三四個月的工資。

　　“那時候我們的鏡頭記錄的再也不是單調的黑白灰了，的確良開始流行了，先是白色的，藍色的，後來就有了碎花的。女同志們也告別了清一色的褲裝，也開始燙髮了，裙子漸漸流行起來了。”在解黔雲眼裏，那是中國老百姓開始愛美的年代。

　　從高級幹部到農民工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照相館的櫥窗裏，除了身穿民族服裝的漂亮姑娘，或者一身天藍色海軍服的軍人，也會有身穿普通衣服的老百姓。

　　照相對大多數人而言，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高消費。中國照相館的客戶，也不再局限于高級幹部或高級知識分子等群體。

　　“有時候，我會給農民工拍辦理暫住證的照片。”解黔雲説。這位高級攝像技師曾經給李素麗、張海迪、宋魚水和侯寶林等諸多名人拍過照。

　　他還曾經給一位盲人拍照，對方只有一隻眼的視力。通過精心修復，解黔雲讓照片上他的雙眼都炯炯有神。這位盲人的老伴捧著照片，感動得哭了。

　　中國照相館也不再是行業潮流的引導者。據説，今年高立中的孫女結婚，就沒有選擇中國照相館拍婚紗照。

　　“覺得我們這兒土啊！”已經80歲的老高説，“年輕人喜歡什麼就做什麼吧！”

　　“在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兩半兒花、常常吃窩頭的年代，人們把照相當作一種迫不得已的任務，為了辦理一些證件，不得不照相。”解黔雲表示。

　　他回憶説，上世紀60年代，中國照相館照張1寸黑白照片花費0．6~07元，2寸的定價1．05元。而當時在東單市場，5分錢就能買一堆蔫蘿蔔，上好的黃花魚才0．25元／斤。

　　那時候還沒有彩色照相，只有用手工上色的方法。不過，擁有一張上色的彩照，對於很多人還是奢望。價格要貴上好幾倍，而且要一個多月才能拿到。拍一張這樣的照片，“你就得考慮以後幾個月怎麼過”。

　　中國照相館，除了人像攝影和婚紗攝影外，還開拓廣告攝影業務。包括牡丹牌電視機的説明書、茅臺酒的宣傳冊、甚至日本長樂牌香煙的廣告，都出自中國照相館之手。

　　“那時候條件特別艱苦！”説起來，廣告攝影部的伍佩銜很是感嘆。

　　據説，當時國外的攝影棚都有上百平方米大小，並且擁有上百盞燈。而中國照相館只能在一間30平方米的車間裏，用兩三盞老舊的碘鎢燈。

　　不僅如此，他們連個模特也找不到。有一次為一個頭盔品牌做廣告，他不得不找了一張日本摩托車的照片，上面有個身穿紅色衣服的女郎，幾經週折才做成了這個廣告。

　　除此之外，這個部門還負責給新近來到中國的外國企業拍照。這其中包括阿爾卡特、奔馳、日本航空公司，等等。

　　正是在這些發佈會上，伍佩銜第一次見識了身穿晚禮服的外國人。

　　為什麼我堅持70％，不然還是國家控股，做什麼都放不開手腳

　　曾經高高在上的中國照相館，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社區為普通人服務。1992年，由於王府井步行街改造，再加上港臺影樓的衝擊，中國照相館的生意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一天的營業收入只有幾千元，還不夠300多員工中午的盒飯錢。

　　“我們把那段時期稱作‘八年抗戰’，事實上，王府井大街也真是改造了8年。”當時一個28歲的高級技師，一個月拿的薪水只有300~400元，他提出來辭職時説：“我不是不熱愛中國照相，因為我要結婚，掙不到錢，這是現實問題。”

　　1997年，接近退休年齡的孫秀珍奉命領導中國照相館。“我特別不想來，聽説這裡特別不好領導，接連換了4個領導。”她快人快語地説，“這裡的人都給國家領導人拍照，能夠瞧得起你就不錯了。”

　　但這是組織命令，她只能接受。為了度過難關，這位一把手曾經連續拿過半年800元錢的月工資。

　　1999年的國際老人年成為一個契機。起初，航天部的一位老幹部來中國照相館拍照後十分滿意，就問解黔雲能否到院裏去給大家拍照，因為很多老專家想拍照片，卻行動不便。

　　孫秀珍決定借此契機，打破傳統坐店經營方式，派攝影小分隊走出店門，走進社區，為老年人上門拍照。

　　這一步看似簡單，卻邁得並不容易。過去想在中國照相館拍照，一般需要早上五六點鐘排隊。這家下屬北京市東城區第一服務公司的單位每天只發200個號。

　　如今，師傅們不得不放下架子。有些師傅就認為上門找生意相當於要飯，但孫秀珍説，走出去“要飯”還有活的可能，待在家裏就是沒活路。

　　替老年人拍照的嘗試為中國照相館贏得了廣泛的好評。航天部的領導説：“我們這裡家家都挂著你們拍的照片，連春節拜年話題都是你們拍的照片。”許多當地的照相館甚至冒充中國照相館的攝影小分隊。

　　有一次，外派小分隊到天津提供上門拍照服務時，當地的一家媒體評價説，中國照相館的師傅能放下架子從北京跑到天津來服務，天津照相館的師傅們為什麼不能走出去？

　　2001年，中國照相館完成了從集體制到股份制的改制，改制後職工控股達到了70％。

　　“為什麼我堅持70％，不然還是國家控股，做什麼都放不開手腳。”孫秀珍説。

　　如今，中國照相館，已經擁有6家分店。暗房也改為明室操作；數碼攝影廣泛替代了135膠片機；工藝流程上，過去的熱裱，也改為“冷裱熱壓”，為的是節省電力和原材料。

　　只是現在，隨著數碼照片的流行，手工上色技術已經接近失傳。徐松延忍不住拿出珍藏的上色照片，摸著上面用毛筆，蘸提純後的植物和花朵的漿汁，一點一點描摹的色彩，遺憾地説：“這多漂亮！”

　　為領導人拍照，已經不再容易了

　　時至今日，誰也説不清楚，櫥窗裏的3張偉人照片，究竟是何時擺進去的。

　　在前任經理高立中印象中，“文化大革命”前後反對個人崇拜，櫥窗裏擺放的是勞模陳永貴的照片。伍佩銜記得，在1995年春天的時候，他將這3張照片擺在了接待大廳的顯著的位置。

　　據説，每年大年初一的時候，還有人在照相館門口衝著毛主席的照片下跪磕頭。“還有人在那裏講毛澤東年代有多好多好，旁邊人給他鼓掌。”孫秀珍説。

　　另一方面，為領導人拍照，已經不再容易了。在中國照相館的走廊裏，偶爾可以看到賈慶林、王岐山、李鐵映等人的照片，這些大多數都是解黔雲憑藉自己全國勞動模範和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在各種會議上借機拍攝的。

　　“中共中央辦公廳有規定，現任領導人不允許在外面拍照，也不允許照相館把那些照片擺出來。”高裏奇解釋得有板有眼。

　　一位曾經給現任國家領導拍過照片的攝影師私下説，如今給領導拍照越來越難。一般都會提前好幾天打招呼，各種攝影器材也封箱拉走了，然後當天把人拉到中南海等地，攝像師之間都不能見面，直到拍照的前一刻，兩人分別把架子和燈放好，基本上也不會跟領導人説上話。

　　據店員們回憶，周總理在親自登門拍攝前曾關切詢問姚經才：“你們從上海遷來北京，生活習慣不習慣？來後適應了就好了。要很好地為首都人民服務，為國際友人服務。”

　　劉少奇拍照時見姚經才神情緊張，也安慰他説，“老姚同志，不要不好意思嘛。我在機場照相從來是聽新聞記者的；到了照相館，當然就得聽你們攝影師的指揮嘍！”

　　這些都存在於回憶之中，而他拍攝的偉人照片，也成為中國照相館的標誌。孫秀珍記得一次接受採訪，有記者問，中國照相館是否借此宣傳自我，她忍不住反問道：“您覺得誰能發這個話，讓我們現在不擺這些照片？誰能負得起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