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個日本年輕人環遊世界，在武漢市丟了自己的自行車。沒有想到的是，武漢市公安機關調動一切力量，在很短的時間裏找到自行車。我的一位朋友感嘆地説，人世間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中國做一個外國人。另一個朋友馬上補充道，在外國做一個中國人也不錯。

　　對一個外國人丟車，警察能迅速成立專案組，在很短的時間裏找回來。可是，一個中國人，即便是丟了孩子，警察也未必願意管。中國人交納越來越多的稅，可是，中國人享受的公共服務卻越來越少。更令人感到恐懼的是，在一些地方，老百姓甚至連自己居住的房屋都可能被隨時拆掉。

　　有人説，中國警察可以整日整夜地守在馬路邊，為高級領導鳴鑼開道。可是，面對社區居民，他們寧可用封閉的欄杆把馬路封閉起來，也不願意為社區居民提供方便。這樣的警察即使活活累死，社區居民也不會可憐。説到底，這不是一個服務的技術水平問題，而是一個服務的態度問題。

　　近些年來，有關警察的著述汗牛充棟，但各種理論無不例外地強調公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關係，試圖從法律的層面實現權利與權力之間的平衡。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情。討論權利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不能搞形而上學分析。警察來自於社區，他們權力的多少，由社區居民集體決定。如果不考慮社區居民的態度，討論警察權力邊界問題，就是典型的緣木求魚。警察多一些還是少一些，這本身不是問題，如果社區居民很有錢，那麼，可以聘請更多的警察維護治安；反過來，如果社區居民沒有錢，那麼，政府就應該通過轉移支付或者財政補貼的方式，讓警察維護基本的社會治安。現在警察已經離開了社區居民，居民不得不花大價錢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維護治安。由於物業管理公司沒有法定的調查權和偵查權，因此，發生治安事故之後，社區居民不得不花費更高的價錢請警察破案。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資源配置方式，它與市場經濟完全無關，而只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警察玩忽職守的典型表現。

　　普通中國人的抱怨，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當前公共服務存在的問題。政府不是沒有能力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政府之所以不願意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把更多的精力都用於賺錢。現在，各級政府工作報告的重點是如何賺錢的問題，而不是為社區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問題。動用一切警察力量為外國人找回丟失的自行車，是為了改善投資環境，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在這樣的執政理念下，普通中國人得不到應有的治安服務，也就在情理之中。

　　現在不少人移民海外，實際上就是要爭取本來應該屬於中國人的各項福利。他們曆盡磨難，不惜以成為外國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説起來令人感到心酸。什麼時候政府才能把中國人當回事兒，普通中國人在公共服務方面才有真正的發言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