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0年斯大林和當時的蘇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員簽字批准，秘密殺害了兩萬多名波蘭被俘軍官和被押僑民，埋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等處。1943年，埋屍被德國佔領軍發現，斯大林和蘇聯政府對這一殘酷暴行，千方百計地抵賴，一樁推諉罪責的公案，由此開始。

　　如果説當時斯大林的“無産階級革命家的氣魄”能促使他公開宣佈：處死這批波蘭人，因為“他們都是蘇聯政權的頑固的、死不改悔的敵人”（貝利亞給政治局報告中語），那麼，事情要簡單得多，

　　但是斯大林動用國家政權的力量製造了一個彌天大謊。他甚至組織了一個以布樂堅科院士為首的調查委員會，經過“認真調查”，發表了一份特別報告，詳細而嚴密地“揭露”卡廷慘案是德國人製造的。戰後，他甚至指使蘇聯檢察長魯登科要求紐倫堡法庭確認納粹在卡廷森林犯下的罪行。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所有蘇聯領導人仍對卡廷真相諱莫如深。就連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所作“秘密報告”也只字未提卡廷的事。是他們不了解情況嗎？不！“現在已經眾所週知，隱瞞卡廷真相的不只有斯大林政治局，而且還有全部蘇共中央總書記。”這是貝利亞的兒子謝爾戈 貝利亞在《我的父親貝利亞》中説的（該書俄文版出版于1994年）。我認為他的話合乎情理，是可信的。

　　謊言所以能維持50年之久，只有一個原因：“為尊者諱”。卡廷事件太沉重，影響斯大林的名譽，而斯大林的名譽就是蘇共的名譽。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時候歷史是任人捏造的。但捏造的歷史畢竟不能持久。總有一些有勇氣的政治家、思想家會認識到：因為某一位統治者的個性扭曲而鑄成的沉重的十字架，不應該永久套在人民的頭上。

　　1989年3月22日，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黨中央國際部長法林聯合給蘇共中央寫報告，要求公佈卡廷內幕。“正確地説明事實真相，具體責任在誰，這種行動的代價將小于因目前的無所作為造成的損失”（本文未註明出處的引語均引自《世紀檔案》）。

　　對這三位政治家的其他方面應如何評價，我不知道。但他們對卡廷事件的意見，肯定是勇敢而正確的。

　　他們的意見被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政治局採納了。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承認了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義的嚴重罪行之一”。同一天，戈爾巴喬夫親自向來訪的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交出部分材料，並向受害者親人表示慰問。蘇方的行動得到波方的讚許。

　　1992年10月14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特使將兩包有關卡廷事件的“特密檔案”移交給波蘭總統瓦文薩。這樁震驚人類的公案告一段落。

　　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但我卻反復思索著1990年發生的事：蘇聯人認罪了，波蘭人表示讚許。我想，如果戈爾巴喬夫，甚至於以後的葉利欽也堅持“為尊者諱”而三緘其口，事情會怎樣呢？戈爾巴喬夫曾為自己的行為作過解釋：“講這個悲劇不輕鬆，但應當講。只有講出實情，才能達到真正的革新和真正的相互諒解。”（見謝爾戈 貝利亞《我的父親貝利亞》）這位蘇共末代總書記，現在變得人微言輕了，但這句話肯定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應該能給以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一些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