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清明節前後，遍地開花的政府公祭都能成為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且有漸漸沉重之勢。今年，有媒體總結為“祖先爭奪戰”幾近白熱化，河南焦作與湖南炎陵瓜分炎帝；湖北竹山、河北涉縣、甘肅天水和山西長治等地均以女媧為尊；陜西黃陵與河南新鄭都把公祭黃帝升格為“國祭”；等等。

　　在“祖先爭奪戰”之外，對歷史名人的爭奪就更加數不勝數，使公祭這件本來嚴肅莊重的事情，染上了亂哄哄的色彩。即便公眾早已産生了“公祭疲勞”，但照當下的發展態勢，還要持續若干年是完全可以預見的。這樣的話，我倒是覺得很應該公祭王陽明。對，就是明朝那個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新聞中看到，今年清明貴陽公祭了他，但只是學會加公司的行為，“級別”很不夠，意味著重視程度的不夠；而且，公祭的目的，也只是泛泛的“營造城市文化氛圍”一類，虛。

　　公祭王陽明什麼才是實的呢？作為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陽明的理論博大精深，我們當然要“撮其要者”，那就是他的“知行合一”。前幾年我曾經慕名去過貴州的龍場，亦即王陽明37歲時貶謫之所，就是在那裏，他“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而起”。印象中一進院門，迎面就是鑿在石頭上的“知行合一”這四個大字，署名居然是“蔣中正題”。“知行合一”，正是王陽明心學體系的核心。

　　瀏覽當代關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成果，如馮友蘭、任繼愈諸先生的同名著作，關於“知行合一”的闡釋，見仁見智。如馮先生説：“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致良知于行事，而後良知之知，方為完成。”而照任先生看來，王陽明此説在“實質上是用知去代替行、統率行”，是“故意抹煞了知和行在性質上的區別”。在下雖對哲學一竅不通，然亦深知對聖賢語錄即便闡釋得南轅北轍也純屬正常。萬把字的《論語》，也不知邯鄲學步還是其他，總之今天也仍在不斷産生“賣點”。

　　無論學術界如何研究，小子推崇“知行合一”首先在於“望文生義”，翻閱前人早已撰成的大著，才知道這一點上傾向於贊同馮先生，用陽明先生自己的話説：“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蓋因為我們今天方方面面存在的問題，其實質都在於知與行完全變成了“兩張皮”，道理呢，誰都知道，做起來全然不是那麼回事。對落馬的貪官，我們毫不客氣地擲去了“兩面人”的大帽子，對這種“兩張皮”現象又該如何命名呢？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把律條訂得再精細也沒有用，他存心要鑽空子，你的律條就永遠沒有健全的可能。當年，徐愛以孝悌為例，指出世人多知應孝應悌，但是不一定能孝能悌，陽明先生對此的回答是：“世間有兩種人，或是不解思惟即任意去做，或是懸空思索不肯躬行。”以今天的情形作補充，完全可以再添上第三種：説歸説，做歸做。4月7日，新聞出版署署長柳斌傑在微博上指出：“幾百個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國之敗筆。”全國政協委員呂鳳鼎跟帖評論又提到了公車改革的問題，痛心疾首之情溢於言表。公款消費的危害如今認識得足夠透徹了，什麼都明白，但是“致良知”出了問題。

　　借公祭王陽明而弘揚他的“知行合一”，該可算是氾濫的公祭行為中的一抹亮色了。當然，我在這裡純粹是想當然，因為眾多公祭的本質不過是“政績工程”的一個變體，關聯為經濟搭臺、唱戲一類，根本就沒有指望從公祭中汲取真正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