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一天天在長大，但是沒戶口，他們有個中國特色的名字“黑戶”。譬如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告訴記者，在中國至少有300萬個無法登記的社會組織。這意味著，相比于已登記註冊的45萬個“合法組織”，近九成民間組織處於“非法狀態”，沒有名份。

　　雖然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但是對於社會組織的孵化生育問題，一直執行的是計劃經濟政策。法國每萬人擁有110個民間組織，日本是97個，美國是52個，而中國僅為3個。中國的基金會每年新增100個以上，而美國的基金會平均每天就會新增8個。在現代社會，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是政治經濟發展乃至文明進步的兩大“風火輪”，任何一方擔的擔子過重都會有礙平衡，甚至變成跛腳貓。

　　一方面是政府擔子過重，另一方面是社會組織發育不良。結果就如相關人士的抱怨，“把應該擋的沒擋在外面，不該擋的卻擋在外面”。記得郭美美和盧美美之所以能夠風雲一時，問題就在於“應該擋的沒擋在外面”，只要找一個商紅會這樣的“好婆婆”，或者花兩百塊在香港買張“傑出華商協會”的準生證，就可以在內地挂羊頭賣狗肉。雖然經常被媒體諷刺為“養老院、小金庫、二政府”的“養小二”機構，但照樣以乾爹之名舍我其誰。

　　而一些慈善、環保、扶貧的志願者組織卻遭遇“不應該擋的卻擋在外面”。例如李連杰的壹基金，還有那個赫赫有名的“坤叔助學團隊”。正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説，之所以“助學”不力，是因為地方主管部門對公益組織搞“有罪推定”，“一提社會組織就害怕”。事實上，2009年以來，民政部就與深圳市政府簽訂“部市合作協議”，鼓勵深圳“探索建立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的制度”。實踐表明，“社會組織與政府唱對臺戲的情況並沒有出現”。

　　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社會組織營養不良是政府管的太多。其實不然。原因恰恰是不少地方政府奉行“不承認、不干預、不取締”的“三不主義”。或者説，是這些部門的領導人創新社會管理的能力欠缺，因此只能躲在舊體制裏堅守不出。問題是社會福利就像一家銀行，儲戶越多、存得時間越長利息就越高，如果一直都是一個空的儲蓄罐，那麼遇到福島事故或者地震這樣的天災，需要緊急支取社會力量的時候，難免手忙腳亂應對失據。

　　面對300萬這一龐大的數字，一味“打黑”不是解決之道，應大膽探索改革與“轉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