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其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被認為是亮點之一，一些外媒還認為這是“中國從國富到民富的轉捩點”。

　　記者採訪發現，對於“中等收入者”，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相對明確的、統一的、能夠獲得廣泛認可的界定標準，現有的幾種指標體系本身範圍非常寬泛，不同標準之間的差距較大，得出的結果差別也很大。界定標準的模糊引發了人們的認識混亂和反感情緒，紛紛認為“被中産”。這種“我到底屬於什麼階層”的社會焦慮，不利於提高民眾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認同感和滿足度。

　　專家認為，在研究如何建構“橄欖型”社會時，一個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是確定中等收入者的具體內涵和劃分標準。

　　沒有形成獲得廣泛接受的界定標準

　　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年12月12日發佈《産業競爭力藍皮書》，其中認為，201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1年中國已經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這一結論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議，不少網友在網絡上留言，認為這一結論和人們的實際感受差距較大，紛紛認為“被中産”了。

　　記者採訪發現，由於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相對明確、統一的、能夠獲得廣泛接受的界定標準，使得“中等收入者”成為一個內涵與外延都難以準確把握的、不確定性的群體。國家統計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以及一些專家學者、社會研究機構和國外機構都曾發佈過相關界定標準。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關於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統計方法和標準有20種左右。

　　標準模糊易讓人陷入迷茫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原所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説，社會學研究表明，中等收入群體在政治上趨於理性，是支持政府的重要力量，在經濟上是經濟主體和穩定的消費群體，在文化上則是文化的投入者、消費者和創造者。然而，當人們對自己的“中等收入”身份缺乏認同時，就不能成為社會的“穩定器”，甚至出現“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情況。

　　陸學藝認為，中等收入者界定標準模糊容易引發人們的認識混亂和反感情緒，削弱了中等收入者對自身階層地位的認知，更加不利於建設“橄欖型”社會。

　　專家建議建立“社會結構CPI”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認為，在研究如何建構橄欖型社會時，一個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是確定中等收入者的具體內涵和劃分標準。專家建議，應由發改委等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會同權威學術機構，制定發佈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數”，衡量我國中等收入人群的分佈和發展狀況，監測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對制定經濟社會政策提供指導。

　　陸學藝説，“中等收入群體指數”相當於社會結構方面的“CPI”，對於指導經濟社會政策具有重要參考作用，這一指數的變動，可綜合反映分配、福利、稅收、消費等方面政策是否有利於建設“橄欖型”社會。以此可以指導調整相關政策，比如説，當前我國有大批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從一個角度反映出“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對優質大學教育的巨大消費需求，那麼我們在制訂教育政策時，就應該進一步鼓勵多種社會資源投入大學教育之中。(記者劉健 婁辰 丁文傑 商意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