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週，“中南大學聘請22歲的劉路為正教授級研究員”成為科教界的熱點。他創造了兩個“中國第一”——第一個大學沒讀完就成為教授的人，第一個22歲成為教授的人。

　　這位22歲的正教授帶給我們怎樣的聯想？

　　在可查證的資料中，中國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前應該是著名外交家、書法家、1904年10月出生的葉公超先生，他1924年獲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後，1927年任暨南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圖書館館長，並兼吳淞中國公學英國文學教授，時年虛歲23。

　　在葉公超那個時代，中國高等教育是值得回味的，一是名校甚多，清華、北大、中央大學、浙大、西南聯大、燕京大學等，都躋身世界前100名；二是大師輩出，20余歲的教授亦大有其人，如胡適、錢鐘書、陳省身、華羅庚等，他們不僅國內有名，而且也頗具國際知名度；三是學科實力較強，清華的文史、數理，北大的文史，協和的醫學、交大的工學、南開的經濟學、東吳的法學、金陵大學的農學等，都名揚海外；四是教授稀缺，一般的大學都只有幾名、幾十名教授，連清華與北大也都只有約100名教授；五是職稱非終身性，比如葉公超1927年在暨大、吳淞是教授，1929年到清華也是教授，但1935年到北大就只是一名英文係講師；六是教師學習機會多，清華規定教師每4年即可公費、帶薪出國研修一年，北大、中央大學和武漢大學等規定任教滿7年可以出國進修一年；七是教師待遇好，北洋時代教授月薪可達白銀200兩，五四前後可拿到近300銀元，民國時可拿600元左右，折合成今天的購買力，月薪都超過了萬元；八是教師慎獨于學問，戰前生活在清華園的王元化就説：“當時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國民黨當官的。”九是教師積極服務社會，不僅在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中，都有教師的身影，他們還資助青年，自辦《新青年》《獨立評論》等刊物，發揮社會影響；十是培養的學生質量高，大學生畢業後多成為社會名流，出國留學生約20萬，歸國率遠遠超過90％，回來從教的超過60％成為了教授。

　　中南大學擢拔22歲大三學生為教授，並給予其100萬元的獎金，這本身體現的兩點，很有意思，第一點，劉路不是被評為正教授的，而是聘為正教授級研究員，也就是説劉路可能像當年的葉公超一樣，現在在中南大學是教授，過幾年到別處去了，或者中南大學覺得它不符合教授條件了，他就可能不是教授了，這種壓力或許可以避免一些專家擔憂的“方仲永悲劇”的發生，即使發生了“方仲永悲劇”，也沒有什麼大不了，那時候不聘他當教授就行了。第二點，劉路被聘為正教授，並沒有我們習慣了的省部級科研項目、科研經費，也沒有國際權威期刊上的論文，只是一項硬東西——破解了國際數學難題“西塔潘猜想”，這對我們打破以往評職稱論資排輩、量化科研項目與論文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

　　相比于葉公超那個時代的中國高等教育，我們現在差的不是錢，不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決心，而是缺少大師，缺少培養大師的環境。當然，在知識更新、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今天，大師的成長遠比葉公超那個時代要難。中南大學特批劉路碩博連讀，為其“量身打造”培養方案，獎金100萬元，在國內外、在全世界、在設備領域最好的地方去講學、訪學，豐富他的閱歷，給他的科研提供更好的平臺，不管最後劉路是否能夠成為大師，但這種嘗試比讓特批姚明碩博連讀有意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