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在社會領域的延伸,可以成為政府管理的“左膀右臂”

　　19日召開的第13次全國民政會議明確提出,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仲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3月20日《新華每日電訊》)這一新提法,引起了輿論的普遍關注。

　　所謂社會組織,是指人類的組織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人們為了特定目的而組建的穩定的合作形式。相對政府部門而言,社會組織運行靈活,貼近民眾,在各種複雜的民生問題上,社會組織不僅能替政府解決好一些棘手問題,也能把政府一時無暇顧及或難以辦好的事物辦得有條不紊。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組織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在社會領域的延伸,可以成為政府管理的“左膀右臂”。

　　事實上,一個服務型政府,不可能是大包大攬的全能政府。而從社會需求的視角看,其多樣化的訴求,也需要社會組織來承擔。比如最近愈演愈烈的“向錢蔥”,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我國農産品市場中,缺乏半公益、半市場化的仲介組織。類似公共服務的缺失,不僅難以使農民在市場上“強硬”起來,也給遊資投機提供了生存空間。

　　儘管社會組織管理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方式,但要真正讓社會組織挑大梁,發揮更大的公共服務作用,絕非易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對社會組織進行鬆綁。依據現行《社團管理條例》,要成立一個民間組織,需要邁過兩道關口,一個是在政府中找一個“主管部門”審批挂靠,才能合法註冊,另外還必須到民政部門審核批准。顯然,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實際上暗含了行政萬能的思維,社會組織也不能起到自我組織和自我負責的應有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前不久,廣東省推進社會組織體制改革,備受社會各界好評,其要義在於,一是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二是積極推行“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這一體制性變革,不僅打破了嚴厲的行政管制,也擊碎了過度的行業壟斷,給社會組織的登記開闢了綠色的通道,為其健康成長創造了條件。筆者建議,社會組織制度架構應借鑒廣東的經驗,儘快在全國複製開來。

　　在給社會組織鬆綁的同時,也應給予政策傾斜。譬如,美國僅夏威夷一個州,就有上千個社會組織,當地政府對非營利性、公益性的社會組織予以稅收上的扶持,因此,那裏的社會組織很願意替政府做事,這樣既獲了名,也獲了利。在香港,像義務教育、醫療、養老這樣重要的民生大事,都由社會組織主導實施,政府通過公共預算給予補貼。反觀內地,由於缺少政策和資金支持,社會組織發育遲緩、運營困難,參與公共服務的積極性也不高。所以,應架構起社會組織政策激勵驅動機制,以調動其積極性和能動性。

　　總之,激活社會組織,可謂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既能讓政府從一些難以全面顧及的公共服務領域內抽身,減輕政府部門負擔,也能讓社會組織獲得茁壯成長的空間,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滿足人們的期待和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