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渦陽縣一名女高中生在該縣高公鎮境內受傷昏迷後，高公派出所民警接警後不僅沒有及時救治和破案，而是將其作為“憨子”(傻子)交由高公鎮民政辦處理，民政辦將她拉到太和縣境內遺棄，這一事件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詳見今日本報A19版)。

　　人神共憤──大凡有一點良知的人，看到這條新聞腦海裏都會冒出這個詞出來！是什麼，讓我們的警察和民政工作人員對生命如此冷漠，我們不知道答案，但我們知道，如果一任他們這麼冷漠，並將冷漠傳染給其他政府和公權部門，我們每一個人或者我們的親友都有可能成為這名高中生。

　　警察的職責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産安全。即使受傷受害的真是傻子，他或者她也和我們每個人一樣（包括警察自己）是享有憲法賦予其生命權的公民，警察有責任對其施行最起碼的救治。沒有哪條法律法規認定，傻子就可以在不去判定是生是死的情況下輕率處理。比警察更甚的是我們的民政部門，其本職就是對弱勢群體進行救治，而他們輕拋“屍體”的做法，根本上違背了本職工作，也從根本上違背了人性。即使是屍體，他們也應該表現出對生命最起碼的尊重，哪怕是將其送到火葬場，也有可能因為檢查，早點發現“屍體”其實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我寧願此起事件，只是個別人的失職與冷漠，而不是一個部門或一個集體的無意識，但我發現很難説服我自己。都説人命關天，自己轄區內發生命案，為何只是民警到場處置，而不見領導身影，民政辦工作人員隨意地丟棄傻子，難道不怕被上司追責。公安部門和民政部門工作人員驚人的一致表現只能有一種解釋，他們對生命的漠視不是突發的，而是習慣性的。

　　早在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其《中國的人命》裏就曾引用過一句警言：“中國沒有廢掉的東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他因此認為：“要等到人命貴于財富，人命貴于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于名譽，人命貴于權位，人命貴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整整80年過去了，中國的人命依然這樣隨意被公職人員拋棄，依然沒能“貴”得起來。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當日的又一條新聞，美國人龍安志在度假村養的兩匹馬跑丟後到北京雁棲派出所報案，兩名警察叫上幾名村民一路小跑20余公里，當天就將馬找回。兩條新聞一對比，什麼感覺？中國的人不如美國人的馬！

　　當然你大可以理智地告訴我，這兩條新聞沒有可比性，因為處置事件和出警的是兩地警察，具體到個人，他們是不同的個體，不能把他們以及他們對工作職責的態度和做法放在同一坐標上對比。但是，相信直覺還是讓大部分人又一次想到了“選擇性執法”一詞，因為我們又一次看到公權對待國人時的平庸與敷衍、傲慢與散漫的同時，看到公權對待外國人時的敬業與專業、謙卑與效率。如果直覺是錯的，那誰能告訴我，什麼時候，我們的公權在對待國人時，也能從行動而不是口頭上表現出真正的敬業與專業、謙卑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