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發佈《關於廉潔城市創建中誠信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徵求意見稿)，規定公務行為將實行終身負責制，公務行為出現過錯的，責任的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人民日報》)

　　就應該這樣。在私權範圍內，民眾崇尚“一人做事一人當”，要求“自己釀出的苦酒自己去吞咽”，不因時間、地點的改變而推卸責任。同理，也不能容忍類似過河拆橋、出了門就不認賬性質的行為出現在公務行為過程中。

　　但終身負責制也不可以無限伸延，絕不等於説，當時間、地點變化了，但凡對某件事、某一特定行為有非議，就可以任意追究公職人員的責任，並逼迫其承擔一切損失，而基本應劃分為兩種情況：

　　一，過錯因主觀因素導致。即公職人員必須恪守法律條文、法定程序，如果在公務行為過程中，竟然有法不依，竟肆意違背法定程序，便必須對行為結果負主要責任；

　　二，過錯非主觀因素導致。即法律條文、法定程序本身不夠完善，儘管公職人員在公務行為過程中恪守法律條文、法定程序，仍不可避免地侵害到其他群體、個人的正當權利，甚至是前者的力度越大，對於後者所造成的損害程度越深。譬如我國曾設立有投機倒把罪，明顯違背了市場規律，是“計劃體制有病，而讓民眾吃藥”，卻直到2008年1月15日，隨著《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的取消，才正式退出社會舞臺，在特定時間段內，確實是公職人員在特定公務行為中越積極，對民眾造成的傷害程度會越深。在此前提下，除非公職人員借公務行為牟私利，一般不追究其個人責任，但依然應“直面慘澹的現實”，而集思廣益，不斷完善制度，以從今日始，結束對於社會群體、個人的制度性傷害，使公職人員的恪盡職守真正有好的社會效果。

　　所謂社會善治，在特定環節上，就是制度相對完善，圍繞著公共利益最大化旋轉，以及公職人員在公務行為過程中的恪守法律條文、法定程序。

　　因此，在責任追究過程中，不僅必須避免將“新官不理舊事”制度化，即責任的追究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更應避免只承認公職人員個人可能有過失，卻不承認制度本身可能並不完善，導致制度性傷害一直被延續。制度性傷害被延續的前提下，追究個人行為的是否恪盡職守也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空話。

　　從這個角度上説，完善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在明確公職人員的責任擔當、督促其恪盡職守外，也是在保護公職人員的正當權利不被侵害。(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來源: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