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西總工會要求10萬名企業工會幹部公佈自己的手機號碼，想法設法擴張話語權。該規定引發人們質疑，有人認為手機號碼是隱私，也有人質疑管不管用。（3月18日中國新聞網）

　　山西總工會説得不錯，在最近一些勞資糾紛中，的確存在工會話語權缺失的問題。但指望公佈工會幹部的手機號碼就能讓工會“擴張話語權”，顯然並不靠譜。否則事情也就簡單了，由總工會印刷一本工會組織的黃頁，工會的地位一下子就上來了。

　　工會工作真的想“從幕後上到前臺”，除了要在形式上亮明，更要在行動上做到。工人能不能“有事找工會”，不僅要看工會的領導好不好找，更要看工會是站在誰的立場。如果工會一心為工人説話，自然能夠成為工人之家，如果總是和資方穿一條褲子，把牌子挂得再顯眼也沒用。

　　根據《工會法》的規定，各級工會委員會由會員大會或者會員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産生。工人自己投票選出來的工會領導，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誰，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聯絡方式是什麼。而“工會組織亮牌子，工會主席亮身份”的要求恰恰説明，在一些企業中，工人根本不知道有工會組織，工會領導也並不是由工人選舉産生的，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客觀地説，在計劃經濟時代，由於工人的利益和企業利益高度一致，實際上並不存在勞資糾紛，此時的工會不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組織，而逐漸成為企業的一個下屬科室，這是歷史原因，可以理解。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矛盾日益凸顯，這時候需要強有力的工會來代表工人利益，而不能再成為企業的附庸。在這種情況下，由普通職工選舉産生工會機構就顯得特別重要。

　　其實從法律上講，2001年修正的《工會法》已經全面明確了工會的組織形式和工作宗旨，規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依照工會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和限制。只是在現實當中，各級工會組織還沒有完全從過去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沒能主動承擔起職工利益代言人的角色。

　　在企業門口挂上工會的牌子，工會的領導公佈身份和聯絡方式，這只是工會組織最起碼的義務，算不得什麼創新，也不是什麼政績，更擴張不了什麼話語權。只有工會組織真正堅定地站在普通職工的立場，時刻想著職工的合法權益，真心為職工做事，才能成為職工的貼心人，才能真正擁有足夠的話語權。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