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農村土地享有與城市土地同等的權利，也就是説徵收農民土地，同樣要以市場價來補償，圍繞著農村徵地的土地亂象勢必將大幅減少。

　　來自國土資源部的消息，《土地管理法》修訂有關工作正在抓緊推進，在制度設計上，將圍繞徵地制度改革，重點完善徵地補償安置制度，對農民房屋拆遷不再簡單地按附著物補償，要單獨給予補償。

　　“新拆遷條例”的實施，解決了國有土地的徵收與補償問題，但農村集體土地如何徵收補償，一直未有明確的規定。這有失社會公平。城市土地的拆遷可以按市場價進行補償，憑什麼農村土地的徵收不以市場價對農民進行補償？更何況近年來發生的惡性拆遷事件以及群體事件，大多發生在農村集體土地的徵收過程中，如影響惡劣的“唐福珍事件”和“江西宜黃拆遷事件”。

　　為何會有如此多的集體土地徵收糾紛？原因恐怕就在於現行的《土地管理法》，在徵地程序和補償上已遠不能適應新的城市化需求，農民的土地權益在其中很難得到合理的補償。而在快速城市化和“賣地財政”的背景下，更多的地方看中了相對低廉的集體土地，結果就是不少“被進城”、“被上樓”的農民，不但面臨著諸多的生存保障問題，也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

　　修訂《土地管理法》，就是要從頂層的制度設計層面，為農村集體土地的徵收補償，提供法律依據。值得關注的是，此次修訂不僅表示不再簡單地按土地上的附著物補償，而要單獨給予補償；更透露了在補償方式上的多樣化，如採取就業、培訓、留地、入股等多種安置模式，為被徵地農民留足發展資源，土地增值收益向被徵地農民傾斜。實際上這和之前的“農村土地流轉”也是一脈相承。畢竟城市居民的房屋被拆遷，涉及的只是補償、安置是否合理的問題，而農民的土地被徵用，則影響著其幾代人的“口糧保障”和未來活路，性質更嚴重。補償方式的多元化，可以給農民更多選擇，提供更多保障。

　　倘若農村土地享有與城市土地同等的權利，也就是説徵收農民土地，同樣要以市場價來補償，圍繞著農村徵地的土地亂象勢必將大幅減少。但目前的徵地制度是先將農村的集體土地轉為國有，然後才能進入市場。而由於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一些地方在徵收農民土地的時候，並不認為他們侵犯了農民土地財産權，於是一方面補償很難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土地批轉成為腐敗高發區。因而，建立一個完善的土地市場體系，在徵地補償上向國有土地看齊，在增值收益上向農民傾斜，這是保障農民土地財産權的關鍵所在。《土地管理法》在修訂過程中，必須有此考慮，至少對被徵收後轉為商業用地的農民土地，可以引入市場價補償機制。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在任職的最後一年，政府將做幾件困難的事情，其中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訂並出臺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條例，真正保障農民承包地的財産權。希望《土地管理法》的修訂，能為農民的土地財産權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