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建功在國外駕車時，深刻感受到國外“重視他人的存在”和“公德意識”與國人的差別。在他看來，中國的汽車公民道德普及才剛剛起步，缺乏一套道德與文明的體系與之配套。

　　一組數據更是讓他觸目驚心：迎來了“汽車時代”的中國，交通事故死傷人數連續10年高居世界第一。以2011年為例，在嚴厲禁止酒駕後，汽車保有量達到1.04億的中國，居然還有6.2萬人死於車禍！與此相對應的是，在汽車保有量2.85億的美國，車禍死亡人數為4.2萬人。而汽車保擁有量為7000多萬的日本，車禍死亡人數只有4611人。

　　為此，陳建功提交了一份名為《把公民“汽車公民道德”建設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提案。他認為，汽車文明並非小事，國家應儘快修改法律，加大處罰力度，震懾違法行為，有效地制止小陋習和大事故。

　　一起又一起的肇事逃逸案件引發社會對這個話題的關注：藥家鑫案，小悅悅事件……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孫南申進行過一個小調研。復旦大學新校區位於上海的城鄉結合部，執勤的警察不多，非機動車道上常有人亂停車。一條兩公里長的路，人行道上停滿了車，中間的機動車道又窄又擠，馬路上公交車、運輸車來回穿梭。附近有兩所中學，一到上下學，接送孩子的家長更把這條路佔滿了。在這樣的路段騎車太難選擇了：上非機動車道會被汽車堵得挪不動，騎到機動車道上更不安全。

　　這些小事很快被“兩會”海量信息淹沒，但從中似乎傳達了一個信號：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汽車時代的秩序和文明需要重建。

　　相關的規則還需改進。賈康在提案中寫道，現行的駕駛規則規定爆胎後駕駛者不可猛打方向盤和猛踩剎車制動，但是如果對這些駕駛規則作硬性規定而追究車主的責任，反而使質量問題被掩蓋，這是極不合理的，應該修改。

　　孫南申則認為，在目前的執法環境下，靠提高罰款標準可能使某些部門將其作為收入來源，反而導致執法不公。執法嚴格，保證公平是最重要的。

　　有意思的是，這個法學家最終沒有通過法律，而是以一條“非常態”的途徑很快解決了問題。他找了個上海市的一位市領導直接反映情況，政府有關部門收到孫南申的建議，一個星期後，那條路多了很多個水泥墩子，使路邊無法再停車，那條路回歸了“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