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雙方坐在一起,商談確定工資標準、工資調整、福利待遇等問題,這樣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有助於提高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促進合理分配機制的形成。

　　“實踐證明,工資集體協商工作開展順暢的企業,普遍呈現出職工滿意度高、勞動關係和諧、職工隊伍穩定的特點,企業的勞動生産率和經濟效益也得到相應提高。”如何進一步推動工資集體協商,真正發揮這一制度的作用,也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

　　“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在造成消費力不足、內需不振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谷常生在長期調研中發現,由於工資報酬等經濟原因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佔爭議案總數的近80%。

　　“工資集體協商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需要發揮各方的力量,共同推進。”全國人大代表、青島港集團董事局主席常德傳建議,將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納入黨委、政府工作目標,並建立完善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目標責任制,與黨政其他工作同時佈置、檢查、考核,督促建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同時,應將工資集體協商製作為企業年檢的門檻之一,通過強制手段保障職工收入。據了解,目前全國已有20個省(區、市)下發了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文件,15個省(區、市)將工資集體協商列入黨政工作考核體系。

　　“但現有工資集體協商的相關條文規定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全國人大代表、衡陽電業局客戶服務部經理肖利瓊認為,關鍵是要從法律層面解決問題。她建議儘快制定工資集體協商條例,明確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地位,設立必要的強制性規定,如達到一定比例的職工提出協商要求、工會代表職工發出協商要約的,都應進行工資集體協商；不得以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作為工資集體協商結果等。同時,明確必要的法律責任,企業應當開展協商而拒不開展的,如協調處理無效可通過司法程序解決。此外,應加大執法監察力度,將企業落實工資集體協商情況列入重點督察範圍。

　　目前,全國已有22個省(區、市)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機構聯合發文開展工資集體協商,17個省(區、市)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集中要約行動。常德傳認為,可參照各地經驗,將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納入勞動關係三方工作重點,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三方聯合製定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標準、開展督導檢查,聯合製定勞動定額和工時工價等勞動標準,為協商提供標準和依據。“三方要加快區域、行業僱主組織(行業協會)建設保障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正常開展。”

　　一些人大代表曾在餐飲行業調研發現,該行業一線員工平均年齡不超過25歲,其中外來務工者比例佔60%以上,且很少在一個企業工作2年以上。他們缺乏工資協商能力,難以在勞資對話平臺上實現利益共贏。對此,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大學副校長邵峰晶説,工會組織應充分發揮作用,幫助員工提升自身素質,建立維權意識,增強與資方談判的能力,從根本上改變資方“一言堂”局面。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藍翔職業培訓學校校長榮蘭祥提出,與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相配套,應建立完善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相挂鉤的聯動機制,根據物價上漲情況,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同時,可以規定企業半年或一年開展一次“專題性”工資集體協商,針對物價上漲幅度,及時協商確定相應的工資上漲比例,避免因物價上漲造成實際工資收入下降。

　　(本報北京3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