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調查，“怕得病”是近年來，老百姓反映得最多的民生問題之一。很多人無奈感嘆，“困難人群不能生病，一旦有病，生活馬上陷入困境。”

　　作為一個慈善部門，援助這些“因大病致貧，因大病返貧”的困難群體，是我們的重要工作。到2011年，中華慈善總會對若干種大病致貧患者的藥物救助價值達42億元，救助患者近兩萬人，形成了較大規模的慈善救助項目。 但是，項目發展越大，遇到的困難越大。很多治療藥物的價格昂貴，即使依靠項目援助，解決了患者拿不出一年幾十萬元藥費的門檻，但對接受共助計劃的工薪階層而言，需要個人承擔的藥費部分，仍然讓他們不堪重負。實踐告訴我們，依靠社會力量解決群體的大病救助是行不通的。開闢一條政府、社會力量、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解決高額費用疾病的救助模式，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2009年，我會接受德國拜耳公司捐贈的拜科奇藥品，開始對血友病患者施行救助。該藥品屬於生物製劑，避免了血液感染等不安全因素，但它價格不菲。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援助項目實行和政府合作的形式：即醫保報銷半年、慈善項目援助半年，在全國開展項目。但實施過程中，各地普遍遇到了單純靠慈善機構的力量難以逾越的醫保報銷問題：由於拜科奇藥品報銷比例由各地制訂，有的地區報銷比例低於50%，患者無力購買；更多的地區，報銷比例雖能達到60%至80%，但當地社保局制訂了報銷上線、衛生部門制定了不得開大處方等規定，使得高價格藥品雖然進入當地醫保，患者卻無法受益。

　　現階段，大病救助這個社會問題就沒有辦法、就真的這麼難解決嗎？未必！最近，我們驚喜地看到了廣州市社會大病救助的模式。為了保證大病救助，廣州市規定，全民醫保最高上限定為17萬元；政府還設立了社會大病救助體系，由民政部門建立每年1.5億元大病救助基金，個人救助最高額3萬元；市慈善總會建立了1.045億元的大病救助基金，個人救助最高額3萬元；市政府還每年撥款3000萬元作為突發事件資金，作為醫院臨時急救資金。大病困難群體，每人每年可以得到最高6萬元的社會救助；通過相關部門的科學管理，當年費用沒有用完的，還可以轉入下一年繼續使用。

　　因此，建立大病救助體系，並不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完善一個真正“急百姓之所急”的體系，只是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在制訂規章制度時，多想想這些特殊的大病患者群體；必要時，政策應當優先考慮這些困難群體，給他們亮出綠燈。▲

　　《生命時報》 (2012-03-13 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