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在談到“幸福”的話題時“現身説法”，稱如果看自己的收入數字，肯定是比以前高了，但掙錢的增幅趕不上物價的增長，“所以很難在錢這方面找到幸福感”。崔永元感覺自己“最富裕、最像百萬富翁”的時候，是1986年剛參加工作每月掙80塊錢的時候。而今每月收入雖然過萬甚至更多，卻經常感到“錢不夠花”。

　　崔永元曾經“最像百萬富翁”的感受，是現今很多年輕人所未曾經歷的。就像他描述的那樣：雖然工資數字很小，卻感覺總是花不完，“跟同事吃飯搶著買單，想辦法讓自己有點高消費，之後還能存下來一些錢”。時過境遷，今年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在北京調研10元錢的購買力，僅夠買3個蘋果，或者5張地鐵票，或者7個西紅柿。現在即便是月收入過萬，在北京也不抵1平方米商品房的價格，所以，單靠工資收入來接駁幸福感，是越來越難了。

　　應該説，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崔永元，對當下一些民眾“總是感覺自己不幸福”的病灶拿捏得很是準確到位，但開出的藥方卻不免有些單薄。崔永元認為，讓民眾找回幸福感，政府不能只用給錢的方式，而應該努力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如果我們上學不要錢、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那我們要那麼多工資幹什麼呢？”

　　在筆者看來，健全、豐裕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夠給民眾以安全感，卻未必能從根本上充實其幸福感。上學、看病、住房既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也是民眾置身於社會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多個省市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國家水平的宏觀背景下，民眾的生活需求和消費需求顯然不會局限于上學、看病和住房，譬如目前經濟發展階段所必然催熱的休假旅遊消費。這就涉及至少兩方面問題：一、同樣的勞動付出是否會贏得同樣的報酬和福利；二、生活基本需求之上的消費需求是否能夠實現。

　　即使基本解決了上學、看病和住房問題，在銀行“利潤高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公佈”、壟斷行業職工收入幾倍甚至十幾倍于普通職工收入的映襯下，普通職工的幸福落差顯然會持續；保障性住房雖能實現居者有其屋，但改善住房條件或許依然是許多人的未竟之夢，在越來越富有炫耀性消費色彩的市場環境中，被甩落在後、維繫基本需求的民眾，錢依然不會夠花，幸福感又從何而來？

　　再拓展一些看，“創造條件增加居民財産性收入”已是國家的民生政策導向之一。一方面，不同行業收入差距的持續存在和拉大，使居民財産出現了隱性分層——有財産積累的居民，可以增加財産性收入；財産寡薄者顯然就不能像前者一樣“錢夠花”。另一方面，譬如股市的雲詭波譎，還很可能讓居民有限的財産化為烏有。此外，養老體制的雙軌制也會造成幸福感斷裂。

　　綜上所述，讓老百姓找回幸福感，不僅僅需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還需要在就業、分配、養老以及壟斷體制、稅收調節、奢侈消費等多方面進行調整和改革。一言以蔽之，老百姓的幸福感需要向改革求訴，政府部門不斷提升民眾普遍的幸福感，也需要向改革問計。

　　…………………燕農 （河北大學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