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近日表示，在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同時要注意保護農民利益，防止出現把改革成本向農民轉嫁的傾向。杜鷹表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不是簡單的一張紙，而是兩種不同的福利體制，之間存在巨大的福利差。（3月11日《中國青年報》）

　　改革成本向農民轉移，源於農民在改革中話語權貧弱。所謂話語權，是指一定的主體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所具備的對社會行動及其決策規則進行言語規範的權利。可是，大多數人都存有嚴重的“官本位”意識，再加上農民普遍缺乏維權意識，或者法律制度不完善、反饋渠道不暢等原因，使得話語權普遍缺失。

　　近年來，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不斷出現的失地農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失地農民的出現並非而然，有其內在原因──即話語權的嚴重缺失。一方面，政府徵地權限過大，另一方面，農民財産性權利沒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再加上維權意識不強或渠道不暢，正是話語權的缺失造成失地農民越來越多。

　　事實上，改革成本向農民轉移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教育，近日，政協委員厲以寧在“兩會”上就表示，由於農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專門的職業技術教育培訓，“農民的孩子外出當農民工，他的孫子也只好當農民工”。這並非危言聳聽，究其根本，還是因為話語權缺失所致。

　　試想，如果農民能夠對政府徵地説不，政府不敢不尊重農民的合法權利，又怎會讓越來越多農民失去土地？如果農民能夠對政府公共財政投入不足説不，政府又不得不在聽到抗議後作出調整、補償，何以會出現城鄉教育資源配置如此不均衡？

　　當前，我們正進入一個向深水區改革的階段，防止出現把改革成本向農民轉嫁的傾向顯得尤為重要。一者，可以避免再度陷入過去三十多年改革的惡性循環，從而錯過改革良機；二者，三十多年裏，城鄉差距日漸擴大，改革的目的就是縮小差距，若不能避免改革成本向農民轉移，改革便難言成功。

　　但究竟如何避免改革成本向農民轉移？顯然，增強農民話語權是一個不可繞開的關鍵點。我們首先要完善制度設計，將維護和尊重農民權利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對損害農民利益、轉移改革成本的行為要有嚴厲的法律懲罰，其次，就是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