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為各行各業精英人士，身處要職，其一言一行不僅代表自己，而且有更多代表性。遺憾的是，每年全國兩會和地方兩會期間，部分代表和委員“雷言雷語”時有出現。儘管有些“雷語”有其特殊語境，但在信息碎片化的時代，這些“雷語”的傳播具有不可低估的殺傷力。

　　首先是會造成不好的政治影響。諸如某鐵路代表提“春運鐵路一票難求在於票價太低”。中央某部委官員反問“電信行業，固話業務、移動業務都有競爭，怎麼能算壟斷企業呢”。某企業家提出：“建議國家實施‘新四萬億’計劃。用兩年國企利潤向全民分紅，發放四萬億消費券”———這些來自兩會代表和委員的言論，往往被視為“有官方背景”，它們會引來怎樣的解讀甚至誤讀可想而知，很容易進一步激起輿論和政府的對立情緒。

　　其次，會造成社會認識的混亂。例如某農大副校長針對農藥化肥污染糧食的問題語出驚人：“要大幅提高農藥、化肥的價格，讓他們（農民）用不起。”廣東省某建築工程公司經理竟然説：“現在説房價高，但沒有人叫你去廣州買，也沒有人叫你去深圳買，你回老家買就可以啊。”北京某中學校長談起擇校問題時説：“擇校是個正常現象……誰要是給我500萬,我絕對降他20分錄取，100萬我可以留在自己學校，400萬可以捐給其他學校。”某電視臺主持人説：“大學生從事掏糞工作可能會改變中國的掏糞現狀，無論是在思維，還是掏糞工具的使用上，大學生都具備優勢。”

　　在普通百姓對高物價、住房難、入學難、就業難等問題高度關注且滿腹怨言的今天，這樣的言論一齣自然會引起民間激烈爭論。不少網友質疑：這樣的人怎麼當上的代表和委員？他們胡言亂語是何用心？一些代表和委員明顯違背常理甚至挑戰社會道德良俗和人們的認知常識的言論，不僅浪費和消耗了寶貴的參政議政資源，而且有可能在公眾心理上造成認知上的混亂，激化、引發更多社會矛盾，從而提高政府正確決策和政策出臺過程的難度和成本。

　　最後，還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國際影響。例如廣東某大學副校長去年兩會期間的提案“公務員最好放半年的假”，不僅偏激，而且給國外攻擊中國政府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以及公務員成為特權階層提供了爆炸力極強的“炮彈”。一位體育界代表坦承自己五年都沒有提案，還稱“每次參加人大會議都是學習，都是為以後的成長做鋪墊”。一位文藝界委員很自豪地説自己“都是投贊同票，因為我是真實地贊同，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這些言論正好給西方輿論攻擊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花架子、是作秀提供了證據。中國移動某公司前總經理認為“網絡發展帶來的問題日趨突出”，需要給電腦、手機都裝上監控軟體，則正好給西方攻擊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互聯網管制等以口實。西方輿論把這些代表、委員的“雷言雷語”裁剪、放大化之後在全世界傳播，對中國的國際形像是多麼大的損傷啊！

　　以上對“雷語”的解剖，希望能引起兩會代表和委員的重視，同時希望中國的廣大新聞工作者也能多一份社會責任心，更多地剖析一下這些“雷語”産生的深刻背景，而不是忙著斷章取義，博出位。（作者：朱繼東，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