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值得擔心的是，如何確保本該被“降低”的官員代表，不會打著其他身份的旗號，再重新返回代表行列。

　　3月8日，關於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草案明確提出了“兩升一降”——基層代表特別是一線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代表比例要上升，農民工代表人數要較大幅度增加，降低黨政領導幹部代表比例。

　　人大代表應有最廣泛的代表性，但現在的代表構成卻不盡合理，一個明顯表現就是領導幹部和企業領導的代表比例偏高，來自農村、企業一線的基層代表太少。有統計顯示，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官員公務員代表佔到了八成以上，以致有人説人民代表大會變成了“幹部會”。因而，自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以來，全國人大首次明確提出降低領導幹部代表比例，很值得期待。

　　全國人大代表名額不超過3000人，官員代表的過多必然擠佔其他階層代表的名額。而更關鍵的是，人大代表在行使國家權力之外，還要擔負監督“一府二院”的工作。很多官員代表本身就是“一府二院”的工作人員，大多數還擔任著領導，這必然使人大監督處於一種矛盾之中。本來監督應是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監督，官員作為人大代表，現在卻要履行代表職責，監督自己，這顯然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監督與被監督關係，削弱了代表的參政議政職能。

　　官員代表減少的名額分配給誰？“草案”明確提出“一線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與農民工代表要增加，這當是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的理性回歸。然而，由於基層代表底數實在太低，“草案”提出農民工代表“大幅增加”，基層代表“有所上升”，究竟增加多少才是“大幅增加”，才是“有所上升”，希望結果不會讓公眾失望。

　　當然，有人或許會擔心農民工代表和基層代表參政議政能力相對較低，大幅增加會否浪費資源？這種擔心大可不必：其一，基層代表、農民工代表與官員代表相比，更了解自己的群體，因而擔心的不應是他們的議案質量，而是能否引起關注；其二，任何人的參政議政能力都不是天生的，給基層代表和農民工代表們足夠的機會，他們的參政議政能力就一定能提高。

　　真正值得擔心的當是：一方面，如何確保降低的官員代表，不會打著其他身份的旗號，再重新返回代表行列；另一方面，又該如何按67萬人分配1名代表的比例，來選出基層代表和農民工代表。一些地方曾經把領導幹部喬裝改扮成“知識分子”，“變身”後再當選人大代表，如此比例雖然降了，實際上仍是官員代表。如何防範，應有對策。而67萬人分配1名代表是按照戶籍比例，還是常住人口比例？如若按戶籍比例，又該如何選出農民工代表？此外，企業領導會否冒充工人，農民企業家會否冒充農民，搶佔基層代表的名額，這些都應有具體的考慮。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兩升一降”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