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兩會”的多為官員不是好現象

　　廣州市十三屆人大六次會議秘書處21日晚間公佈了當天應與會的全部人大代表和列席人員的出勤情況，並通過當地媒體向社會公佈，這是中國地方兩會首次公開“曬”人大代表會議出勤情況。考勤通報單顯示，7名請假的代表多為官員，缺席的4名代表則全部是“企業老總”。（新華網2月22日）

　　公佈結果顯示，請假和缺席的代表沒一位是基層代表，均是官員代表和老總代表，這不能簡單歸因為後者工作特別忙，而應歸結為參會的大多是官員代表和老總代表、“草根”代表極少的緣故。此結果再次印證了人大代表“官、民”構成比例嚴重失衡的現狀。

　　由於我國《選舉法》只規定了人大代表構成成份的多種要求，沒有明確規定和限制各級政府官員在代表中所佔的比例，造成目前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所佔比例太大，工農代表太少的現狀。以北京市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為例，其構成情況是：準官員佔62%；無黨政官職的平民代表15人，約佔代表總數26%。這15位平民代表中，除4人基本可歸於普通勞動者，其餘皆為專家、教授等知識精英，普通勞動者佔代表總數的比例僅約7%。（“語文教育研究”網）各地情形大致如此，有的省市平民代表所佔比例甚至還要低。

　　此種代表構成造成的弊端顯而易見。人民代表肩負行使國家權力的神聖使命，其中一項主要職能就是代表人民對各級政府和官員實施監督，這是《憲法》賦予代表的權力。從廣義上説，官員也屬於人民，但他們的身份特殊，既是人民，又是執政者。推舉雙重身份的人為人民代表，必然會造成自己監督自己的悖論。試以此次缺席的廣州天河區區長徐漢添為例，他是該區的最高行政長官，一年來的為政得失繫於一身，讓他來代表轄區內的人民行使對自己的監督，有可能嗎？

　　由於受部門利益和自身利益的牽制，一些官員代表很難做到為民立言，他們更多的不是作為“民意”代表而是作為“官意”代表在行使職責，這樣，老百姓又怎麼能相信他們能真實、充分地反映民生問題和大眾訴求呢？這就難怪老百姓要戲稱人大代表為“大人代表”，並將人民代表會議稱作為“官員代表大會”了。

　　從目前情形看，要將上述倒三角再倒過來還不現實，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以此為契機修改《選舉法》，明確規定和限制各級政府官員在代表中所佔的比例，逐步減少官員代表，增加基層代表，以此來推動“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民主理想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