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曉哲

　　政協委員王超斌日前對媒體稱，一些國企利用國家的資源給自己謀私利。“國企的人請客吃飯國家報銷，買車加油國家報銷，甚至出國嫖賭國家也報銷，此外還拿那麼高的工資，國家體制不允許他們這樣做，老百姓不服，社會不服，我作為政協委員更不服！”(3月7日中國經濟週刊)

　　一名政協委員針對國企積弊，如此激憤地進行指斥，實屬罕見。在莊嚴神聖的全國兩會議政殿堂上，一般而言經過多年曆練也成熟睿智的代表委員，針對問題也未必會如此“直白、激烈”，這個基本上不要“風度”的詰問和指責，其實已經不僅僅代表了這位委員的心聲，恐怕多數社會公眾也會為這位委員提出的“問題”和喊出來的“我作為政協委員更不服！”而叫好。

　　兩會不僅是參政議政的平臺，更是深化改革和出臺各類改革政策的契機，針對委員的“呼籲”和“指斥”，有關方面應痛定思痛，下大力整治積弊、果斷推動國企領域的改革。至少，從目前公眾認知和掌握的信息，國企現狀及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徹底整改的階段。一者，與民爭利思維極為突出。以財政部統計的數字為例，“2010年國企實現利潤近2萬億元，上繳紅利440億。”上繳紅利僅為利潤的2.2%。2.2%，其他紅利去哪兒了？有基礎再造截留的必要，也有持續投資的可能，但大量的“紅利”卻被高管及眾多管理者“食利”是不爭的事實，電企抄表工年薪10萬元並非傳言。國內銀行作為世界上最賺錢的銀行，層層遏制亂收費的文件持續下發，但收費項目卻越管越多、當前銀行收費項目多達3000種，短短7年時間增加了10倍。其暴利來源，同樣是與民爭利的結果。

　　二者，責任擔當缺失。國企雖然在帳目上可以賺的盆滿缽滿，中煙利潤趕超中石油、銀行利潤趕超“兩桶油”加煙草，但“哭窮”已是國企的慣例。鐵老大一邊大喊虧損，其資産負債率分別為46.81%、53.06%、57.44%；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其負債總額達到22288.56億元，資産負債率為59.60%。但另一方面卻是支付近乎于奢侈的採購款項，：一千多元的紙巾盒、一萬多元的感應龍頭、比市場價貴一倍的液晶電視……恐非個別，其社會責任無法體現。

　　三者，壟斷之下對民生民企擠壓令人痛心。“玻璃門”、“彈簧門”現象長期未能解決，政府確定民資進入國企領域的政策規劃，執行上依然雷聲大雨點小，民企生存困難、競爭壓力巨大，利潤堪稱“比刀片還薄”，而國企利用壟斷優勢、資源優勢“日進鬥金”，這足以説明問題。

　　對於壟斷企業的今後走向，以及改革的方向，亟待有一個規範化和體系化的制度厘清。如果不從根本上觸動國企領域的既得利益者，上述“報銷嫖賭費”怪象無從避免，類似的中石化“天價酒”、“天價名片”和天價吊燈現象也將此起彼伏。從為社會長遠發展角度，國企機制必須改革，國企領域曝露出來的日愈嚴重的負面問題，已經可能嚴重影響和制約到了社會發展，也應成為觸動改革決心的契機。(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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