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禾刀

　　燕舞的《見解》,專訪對象中涵蓋了作家、學者、藝術家、海外文化人、記者等文化工作者。通過細細品味華語圈當代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狀態,試圖塑出一個有別於傳統體制內文化工作者的群體雕像。

　　以章東磐、吳思、崔永元三者為例。三人均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瞄準一個目標,數年如一日精耕細作。像推出《父親的戰場》和《國家記憶》的章東磐,充其量只能算是半路出道的“田野學者”,他的本職是賣手電筒。只是因為一次西南之旅,偶然被中國遠征軍那些散落於民間的故事深深震撼,於是激起收集並還原這段歷史的強烈願望。

　　吳思這個名字的出現,很多時候與“潛規則”三字相伴而行。借助早先的記者經歷,通過對歷史知識的回爐與深加工,歷經長期反復琢磨,最終總結出具有濃厚儒家特色的官場文化──《潛規則》。潛規則真正為人所知,並成為一個輪廓清晰的社會現象則是在成書的十年後。

　　以主持《實話實説》節目而聞名的崔永元,熒屏之外,一直專注于口述歷史的挖掘記錄。他的團隊至今已經採訪了4000個人,存下300多份口述歷史影像資料,500萬張照片。按照崔永元的理解,收集這些人類文明的碎片,“千百年後讓後人有一個研究的參照”。

　　透過這些看似偏執實則真摯的群體,讀者得以窺探那些蘊藏于田間地頭,偏向於個人努力的文化耕耘圖景。他們不僅有一個不甘於不拘泥于現狀的執著性格,更有一顆耐得住寂寞的心靈。他們中的許多人或許還算不上知名學者,甚至不能算是專業學者,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甚至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專業學者所能承載的厚重意義。這些文化工作者的努力,特別是所取得的成就至少表明了兩點:其一,從事文化工作不是體制內專家學者們的專利；其二,要想有所收穫,無論體制內外,不僅需要儲備大量知識,還需要艱苦的努力。　

　　學者艾瑞予曾有過如此慨嘆,“曾照亮了中國學術天空的那批大學者,竟然都是民國時期的‘出産’,而隨著歲月的滾滾向前,他們已經漸次凋零。令今人難堪的是,他們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誰可以代替,甚至稍稍與之比肩”。民國時期的學者們到底有何風骨?岳南倒是在《南渡北歸》一書中有所披露。

　　抗戰爆發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國營造學社等五個單位都搬遷到四川偏僻的李村,儘管條件艱苦異常,但學者們依然沒有忘記工作本分。梁啟超長子梁思成,妻子林徽因身患嚴重的肺結核卻無錢醫治,梁思成依然不忘勤耕苦作,最終成就了舉世聞名的《中國建築史》。

　　遙想當年,我們不能不追問的是,在物質富足無與倫比的今天,我們的學者群體還有多少能夠像那些大師們潛心究學?　

　　不必奢望僅僅一本書便能給出確切的答案,但《見解》更像是當代非體制內文化工作者的一組群體雕塑,他們努力從事也很享受著這些區別於體制與商業回報的冷僻工作,從他們的身上,讀者至少可以感受到一股帶著泥土芬芳的氣息:執著與堅守,孤獨與睿智,勤勉與收穫。

　　《見解》

　　燕舞　著

　　重慶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