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找朱雪芹代表採訪“用工荒”，她邊上正圍著兩位記者。“比起上一輩，新生代農民工更有自己的抱負。過去出門打工就一個 ‘蛇皮袋’，應聘時關心包吃包住；現在出來都是 ‘拉桿箱’，注重社保、求發展機會，這都是很正常的現象，對新生代要包容。”一身灰色套裝的她侃侃而談，神情自如。

　　五年前，作為三位農民工代表之一，朱雪芹在人民大會堂被幾十家媒體裏三層外三層圍住。上海代表團的車要開了，發現朱雪芹還沒來，還專門去現場“救人”。朱雪芹記得，那天穿的風衣上的一粒紐扣不知怎麼掉了。分組審議時，她沒有勇氣講，熬到最後一個發言；走出會場，她悄悄地遮住代表證，怕被更多記者圍住。鏡頭對準她時，她不安地拉衣角，眼睛不知往哪兒看。緊張、連續失眠，每天要喝三杯咖啡提神……回憶過往，朱雪芹心緒難平。

　　而今，當初的青澀已一掃而光。開會時她搶著發言，面對媒體她從容不迫。五年履職歷練，朱雪芹顯然自信成熟了。用她的話説，身後是2億多農民工的殷殷期盼，每條建議、每次發言、每次接受採訪都不敢懈怠。

　　去年兩會採訪中，聽她講幫一位農民工討薪的事兒：幾次上門被拒，輾轉多次才討回4900元工資。這件事對她觸動很大，基層代表理應為百姓奔走，但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那一年，她經過精心調研後提交了一份議案，建議在餐飲企業和建築行業建立保障金制度，後被列為二類立法議案。

　　這五年，朱雪芹見證了農民工政策的一系列變化，從綜保到社保再到職業教育……媒體對準她的閃光燈沒有五年前那麼閃耀了。不過在記者看來，這應該是件好事，因為農民工代表比例將大幅提高，就像來自企業界、教育界等其他行業的代表一樣，農民工代表也不再“特殊”。

　　（本報北京3月7日專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