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有這麼一個數字：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報告裏這麼評論：“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而對此最有切身感受的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則對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説，一半以上的國人進城居住，本身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農村的勞動力也沒有什麼問題，不會造成務農人口的不足。但這種進城對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生存環境衝擊甚大，對於城市的衝擊更為強烈。加之新一代農村戶口的青少年已經不再具有當然的戶籍意識，他們的知識與見識早就超越了原本的生活環境，但城市對於他們遠説不上友好，所形成的心理落差對於他們與他們將要進入的城市來説，都是一種巨大的不適應。

　　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具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生活條件，以及農村土地無法承載過多的人口。我們知道，原本農耕社會之所以形成，是因為農耕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反過來農耕又可以吸納大量的勞動力。在沒有現代工業化農業的時候，農村的活計可真算是勞動密集型。一旦到了工業化生産的時候，農産品不但價格低廉，而且如果不進行批量化、機械化生産，分散農戶就無法承受現代農業的競爭。可集約化生産又不能吸納那麼多勞動力，農村的勞動力大規模尋找其他出路，成為産業工人成了必然的選擇。這麼説吧，這就像當年遊牧、採摘社會進化到農耕社會一樣，是社會自我進化的選擇。進城務工其實就是牧民種地的升級版。

　　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幾乎是必然的。中國這些年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改革開放以來製造業的發達，而製造業是勞動密集型産業，需要大量勞動力。正好，我們這兒歷經坎坷開放了人口的流動，雖然還有很多諸如暫住證、務工證之類的限制，畢竟也不是出門都要開介紹信的時代了。有學者説這是“人口紅利”是沒錯的，同時，農村的大量人口沒有享受城市的社會保障，又成了某種降低成本的優勢，經濟就這麼紅火起來了。

　　中國勞動力轉移所遵循的完全是市場化的路徑，這些年各製造業基地頻繁出現用工不足的狀態就是明顯的證據。從某種意義上説，原本的低成本優勢是建立在低福利、低保障基礎上的，隨著經濟的進步，農民工也需要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尤其是第二代農民工已經在權利意識上有所覺醒，不會有那種對於城鄉身份差異的認同，他們更希望能夠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當中，成為一個真正的城裏人。

　　於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就呈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的路徑，比如説為原本的戶籍政策還債、落後的身份差異壁壘需要拆除等。根據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城市化率要到70%左右才能形成穩定增長，在此之前的增長幾乎是爆炸式的，如何應對這種必然還會加劇的城市化，除了放開戶籍限制、為過去的政策埋單之外，社會整體心理的調整也是很重要的。要是還指望著農民工們打完工去趕春運、從哪來的回哪去，恐怕就會形成某種社會危機了。（五嶽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