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陽市下屬一個區政府辦公室的負責人表示，該區政府辦一年的接待大約最少需要100箱以上的茅臺，每箱12瓶，一年消耗大約是1200瓶以上。如果算上黨委、人大和政協四大班子中其他三家單位，消費總量還應高於這個數字。（3月6日《每日經濟新聞》）

　　僅僅一個區政府便要消費茅臺1200瓶以上，那麼，整個區四套班子要消費多少，整個市、省乃至全國呢？我們不敢較真地算下去，因為最終的數字將極為驚人。在茅臺價格不斷上漲的今天，為何一些地方依然熱衷於用公款消費茅臺，究竟是誰慣出來的毛病？

　　面對輿論不絕於耳的批評，一些地方依然我行我素照喝不誤，説白了，就是不把監督和民意訴求當回事。報道稱，另一個區的工作人員表示，由於茅臺酒的漲價，該區也曾經想換接待用酒，用本地的老土酒來代替，可是客人來了還是不認（別的品牌），沒有辦法還是只能喝茅臺。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面子心理”在作怪。因為，茅臺酒早已因其“國酒”名號的持續推廣、品牌文化的持續塑造、品牌故事的持續包裝和推廣，成了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在中國傳統的“面子文化”的影響下，茅臺便成了接待中的首選，自然，地方政府在接待上級政府領導時，更不可能不予以考慮。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公權力熱衷於用公款消費茅臺，有兩個深層次原因：一是，權力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衡，尤其是外部監督闕如。近年來，“三公”消費始終是個謎，儘管中央和地方有嘗試公開，但所公佈的內容離實際情況相差太遠，個中仍有諸多説不清道不明的細節。

　　二是，官員任命仍然是自上而下，這就使得下級往往要想盡辦法逢迎上級，貴陽某區之所以不能如願地用老土酒代替茅臺作為接待用酒，或皆因為此。事實上，貴州仁懷市某副市長説得更直白，該市招待重要的客人用的主要是茅臺酒，而重要客人的標準，就是地位在仁懷市之上的黨政部門。

　　權力缺乏對監督和民意訴求的敬畏之心，説到底，是制度缺陷慣的毛病。因此，我們唯有在制度上完善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比如落實“三公”公開及其追責機制；在官員任命的方式上更多地注重聽取、尊重民意，才能真正改掉公款消費茅臺的臭毛病。

　　作者：禹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