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爾濱市出臺規定，新聞媒體曝光等8種情況成為行政問責公務人員的案件來源。據了解，行政問責包括責令限期整改、責令公開道歉、調離工作崗位等11種方式。隱瞞事實真相、干擾阻礙行政問責工作將被從重處理。（新華網3月5日）

　　將新聞媒體曝光作為行政問責公務人員的案件來源，哈爾濱此舉贏得了不少網民的好評。在筆者看來，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次來自公共權力方面的對媒體新聞報道和權力自糾之間的關係厘定。這當然是一種社會進步，只要新聞報道是真實的，是有憑有據的，行政問責就應該避免一些其他程序。應該説，媒體對於權力的監督就應該發揮這樣的作用，公共權力也應該對新聞媒體的曝光保持這樣的敬畏度。

　　往小處説，哈爾濱的媒體曝光可作為行政問責公務人員的案件來源之舉，是肯定了新聞媒體曝光的作用和價值，往大處説，它完成了對新聞媒體報道的“正名”。所謂名正才能言順，言順之後，媒體發出的聲音才會有底氣，才會在對權力的監督過程中發揮更大的效力。公眾寄予媒體的希望，才會有更好的實現。

　　客觀來説，監督體系，若缺少以新聞報道為基礎的媒體監督，這個體系就不能稱為完整。近些年來，媒體和輿論在糾正權力運行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坊間甚至形成了一個新名詞──“媒治”。許多問題在得到新聞報道之後，很快能夠解決；一些官員的腐敗之事，因為“網友曝”或“媒體曝”，也相繼落馬；一些官員的選拔、任命和復出，在被媒體報道之後，也會承受巨大的壓力。這都是媒體監督的作用力所在。

　　細細分析開來，之所以媒體監督會有如此之大的社會作用，原因有兩個：其一，權力內部的自我監督，就像自己監督自己，效果並不顯著，此情形之下，“紀委反腐靠情婦”的説法並非空穴來風，但常識是，監督就是監督，一個人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從這個角度講，媒體監督尤其是異地媒體的新聞報道，相比于紀檢部門，有著天然的獨立性；其二，公眾監督非常弱勢，沒有好的話語平臺，所有的老百姓都有監督官員的權利，但這只是名義上的權利，這種權利必須通過實實在在的制度來實現賦予，更多的情況是，老百姓連自己的權益都不能維護，又哪有閒暇去告倒官員？媒體監督，顯然比公眾監督更有份量。

　　從反面來講，這樣的“正名”會打消權力對媒體的傲慢態度。近些年，隨著媒體監督力量的逐漸強大，問題官員與問題部門對於媒體的監督有了許多傲慢與偏見。我們經常看到“打垮報社”的叫囂和“毆打記者”現實案例。這樣的傲慢態度，必須得到改變──讓官員讓權力敬畏媒體，讓媒體繼續保持獨立。

　　權力不能回避新聞媒體的監督，正如我們不能離開鏡子而生活。媒體曝光可作行政問責公務人員的案件來源，是權力尊重監督者的體現。希望能有更多的地方能夠完成對新聞媒體報道的正名，也希望在全國範圍之內，媒體報道對於公共權力的監督作用，在正名的基礎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王傳濤）